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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習近平默許傅高義出書破六四禁區

【多維新聞】日前,一直對鄧小平贊譽万分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在中國出版其作品《鄧小平時代》的簡體中文版,傅高義本人一時間受到中國媒體爭相采訪。2月7日將出版的《亞洲周刊》透露習近平曾在十八大前審讀了這一包含大篇幅六四內容的書稿,并認為該書的出版具有標志性意義,是對大陸政治禁區的“重大突破”。

1月18日,距離1989年“六四”事件24周年尚有4個多月,一部對鄧小平一生完整回顧、對中國改革開放历史作全景式描述的65万字簡體中文版《鄧小平時代》(英文版書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出版),在北京公開出版发行,書中以單列章節“北京:一九八九”近3万字,雖與香港出版的未經刪節的完整版少了1万字,卻依然詳細描述“六四”事件經過。

《亞洲周刊》報道說,這部書稿經北京当局國家新聞出版署等多個部門審稿,反覆刪改,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也閱讀了送審書稿,令這部書得以順利出版。這部中國大陸簡體版書,由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有趣的是,出版方在18日首发式前,打破常規,沒有提前給傳媒和有关方面贈送樣書,一副“保密”狀態。或許是出版方擔心樣書外流,一旦被中共高層某些保守派人士或社會上反改革陣營人士看了書后,向当局舉報而令出版節外生枝,乃至夭折。

對于六四“禁區”重大突破的意義,傅高義說:“我很高興有這樣的說法,希望中國讀者有共同感受。一個國家的百姓應該正確了解自己國家的历史。這么重要的事件,不應該視為秘密而隱瞞。逐步公開真相,人民對領導人就有自信。”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1月18日在北京舉辦首发式,《人民日報》16日在要聞二版刊登出版消息,6天后即22日发表記者對傅高義的三千字專訪《告訴西方,一個真實的鄧小平》。1月18日,新華社发文《“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讓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國》。此外,傅高義還出席了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演講,數日間受到包括中新社、南方報系等其他媒體的專訪。《亞洲周刊》說中共的最高喉舌如此報道外國學者一本書,較為少見,不過,中國傳媒對這部書的所有報道都未提及“六四”內容。

1月18日,是紀念鄧小平視察深圳南巡講話21周年的日子。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一書,被稱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鄧小平的完整傳記”,是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是對中國驚險崎嶇的改革開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其英文版于2011年9月問世,之后在香港、台灣出版了中譯本。

82歲的美國人傅高義有“中國先生”稱號,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和寫作持續了四十年,從哈佛大學教學職位上退休后,他決定寫一本能向美國人介紹亞洲发展的書,最終他把目標鎖定于鄧小平。

傅高義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原本不是為中國人寫的,是為美國人寫的,應該讓他們多了解中國。現在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兩個國家就是美國和中國,但美國人還不太了解中國。”他傾10年心力完成這部書。

至于中國大陸中文版和香港中文版的差異,北京出版方承認,大陸中文版還是做了“必要處理”,“按照國內出版管理辦法,通過專家審稿。主要處理還是集中在史料方面”,“而由此史料所產生的觀點也需要做一些處理”。

經過對照发現刪節或修改的主要部分是涉及中共高層党內斗爭的內容,不過,大陸中文版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保留了香港中文版的六四故事,這二十多年來的禁區,此書無疑具有历史性突破,尽管刪節或改動,但事實部分基本保留,論述部分則部分保留。

香港版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六月四日”,在內地版合并為第二十章“北京:一九八九”。以下文字是書中這一章的兩節,黑體字為刪除,括弧內文字為增加。

騷動的根源

1989年春天,(在)高層領導人—特别是趙紫陽與李鵬—之間(中)的政治分歧,加上鄧小平逐漸退出對日常工作的領導,導致了相互冲突的信號和困惑(混亂)。這种不確定的環境使得引发社會騷動的嚴重問題在下層進一步发酵和加劇。在1980年代末,大多數學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如自主擇業和擺脫“政治輔導員”的權利。大學生們通過艱難的高考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勤奮,覺得有資格获得他們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產業和政府機关缺少訓練有素的大學畢業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學畢業生服從工作分配。由于每個學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決于同學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輔導員如何在學生的檔案中寫“小報告”,政治輔導員便成為政府監控的象征。這些給學生寫報告的政治輔導員的教育水平很少趕得上學生,有些輔導員被懷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權影響學生的前程(能影響學生前程的權利)。很多眼界開闊、思想獨立的學生,對于要不斷討好輔導員深惡痛絕。對他們來說,“自由”就是取消這些政治輔導員,使他們能夠自主擇業。學生們其實很少花時間討論選舉制度。

知識分子,不論年輕年長,仍對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耿耿于懷。大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后被保守派封殺),它批判象征傳統中國的黃河,贊揚給中國帶來國外新思想和現代行為方式的藍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的共鳴。

對普通民眾來說,主要的擔憂則是通貨膨脹。党政機关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等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經商者炫耀其物質財富, 推高市場價格,威脅到工薪階層获得基本溫飽的能力,這讓他們感到憤怒(不滿)。這個問題又因腐敗而加劇:鄉鎮企業的從業者從政府和國有企業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資金以自肥,自主經營的企業家賺到的錢至少部分來自鑽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裝進自己腰包,遵紀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卻停滯不前。農民工開始紛紛湧入城市,也加劇了通貨膨脹問題。

官方數字尽管低估了實際變化,仍顯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30%以上,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資、過去30年來一直有著物價穩定預期的家庭感到恐懼。此前為養老和以后生病而攢錢的節儉家庭,卻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貶值。由于物價持續上漲,政府又聲稱要進一步放開價格管制,使憤怒(不滿)變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為社會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們憤怒的是,中國社會中最不道德的人,只為自己干活的人,和為謀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資源的人,如今能夠出入高檔餐館,住好房子,穿著時尚,買得起摩托車甚至是汽車。沒有哪個城市像北京那樣,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資的機关干部或將在畢業后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大學生。這些人認為,國營企業應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給職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甚至一些憤怒的機关干部也冒險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他們)自己機关單位的旗號。不過,即使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學生們反通脹、反貪官的口號,也泄放出了他們積蓄已久的憤怒(情緒)。

中國民眾提到“貪官”時,并不是在說犯法的人,因為当時法制的觀念并不強;他們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沒有的職務或個人关系謀取私利的人。對“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議學生要求公布他們的收支、他們擁有的别墅數目以及他們子女的金錢來源。1966年時有很多高干子女踴躍參加紅衛兵反對“走資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議活動。相反,他們和父母一起因為享有特權而受到抨擊,因為他們把權力地位變成了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謀利的資本。

對于國企職工來說, 企業被迫進入市場后他們可能丟掉“鐵飯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這比通貨膨脹還可怕。政府已經開始向虧損的國企施壓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業甚至获准破產,引起了職工的恐慌。這對工人們有極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為中國当時沒有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大的國有企業很像美國的軍事基地, 不但是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它們提供有補貼的住房和醫療,甚至職工子女的教育。對于國企職工來說,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場會把國有企業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的增長,很多農民工湧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機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筑業。但是1988年底為控制通貨膨脹對經濟采取的緊縮政策,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機會。很多失業后仍留在城里艱難度日的人,卻看到“官倒”和大款們在炫耀(自己的)財富。總之,對很多人來說,市場力量帶來的巨變讓他們深感(憤憤)不平。除了這些不滿的來源,還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遷徙之外的更多的權利。他們厭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錯誤”而挨整和受罰的恐懼之中。自由民主的唿聲和對胡耀邦的贊美凝聚成了一种訴求,要擺脫國家的監管,擺脫官方強加的批評會。

從悼念到抗議:4月15至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時后,北京大學的牆上(一些地方)就貼滿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報。次日,大約800名學生從學校游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對于從大學前來悼念的人并未進行干預。

隨著廣場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動也開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數百名學生穿過天安門廣場來到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几條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推翻1986年懲罰抗議者的決定,公開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資產。当晚11點左右,數千名憤怒的抗議者從天安門廣場來到几百米開外的党政機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華門前。他們不斷高唿口號,要求進入中南海(讓他們進去)。警察請求他們離開但遭到拒絕。人群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點,警察才終于將其驅散。自共產党1949年掌權以來,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進入中南海。正如李鵬所說,在4月18日這一天,示威的基調從悼念變成了抗議。

中南海里很容易聽到新華門外人聲鼎沸,這使高層領導很快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從日本回國的李鵬,在采取什么 措施上與趙紫陽发生了分歧。李鵬對趙紫陽說,要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当家人的總書記趙紫陽則認為,最好不要激怒學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搶,采取強硬行動就是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規模進一步擴大,廣場上的演講者也開始要求更多的民主。為了使學生平息下來,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指示大學干部維持校園的各項正常活動,對學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個团的兵力,以防學生冲進大門。《人民日報》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學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誤以為是軟弱”。但是領導層嚴重錯估了形勢,學生們夸示著自己的力量,拒絕平复下來。4月22 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大約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通過廣播喇叭仔細聆聽20分钟的悼詞。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遺體被送往安葬高級干部的八寶山(八寶山火化)。追悼會過后,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等了大約三小時要求見李鵬。他們后來抱怨說,他們受到慫恿,相信(認為)李鵬或另一名高級干部會出來見他們,但李鵬和其他官員李鵬對此并不知情。当時李鵬不同意接見任何非官方的學生团體,因為他擔心這會使這些团體获得他所不願給予的合法性。李鵬還擔心這樣做會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強控制力的官方學生組織。



(穆堯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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