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要矛盾變化 十九大應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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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3 04:06:37

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吃重,其內部政治的國際外溢效應越发明顯,而因為中國又是一個一黨執政的國家,執政黨透過其強大的組織體系深入控制并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國家的整體发展方向和節奏有著根本性影響,其執政方針與理念的轉變,更是有著非同于一般西方民選國家的重要意義。所以,研判中國政治社會的未來變化,必须要對中共有透徹認識,而對中共的透徹認識,又必须要對其執政思維進行透徹研究。

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中共的主要思維模式(圖源:AFP)

矛盾:中共施政的內在驅動

中共的執政思維是什么?這個問題在毛澤東1937年的《矛盾論》中就能找到確切答案。毛在這篇他日后時時提起的文中寫到:“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因為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一直被中共奉為官方哲學,作為最根本法則的矛盾論,自然也就成為了中共執政思維的核心范疇。為此,毛澤東還作出了進一步解釋,他既強調矛盾的普遍性,認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過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又提出了主要矛盾的論述,認為“在复雜的事物的发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他強調“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些頗為拗口的論述,成為中共解決一起問題的“万能鑰匙”。中共在历史上的各個時期,都是基于對当時主要矛盾的判斷來提出應對策略,透過解決矛盾來推動社會前進。例如,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認為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而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變成了次要矛盾,等抗戰結束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再次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變化,就由此而不斷調整。

再如,1956年八大時,中共判斷当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然而到了1957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這一錯誤認為就為以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埋下了伏筆。改革開放后,中共開始清理文革的負面影響,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历史上重要時期的開始都伴隨著對主要矛盾認知的轉變。每次對主要矛盾認知的改變,都意味著中共不同的历史斷代。因此,了解当前中國主要矛盾及其變化的邏輯,對讀懂中共,特别是十九大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主要矛盾发生變化

既然抓住主要矛盾如此重要,那么就不得不對当前中國主要矛盾進行研判。眾所周知,自從1982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確立為主要矛盾后,历次中共黨代會和綱領性文件都為其背書,并延續至今。毫無疑問,這一判斷的正面意義無論怎么肯定都不為過,堪為中國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國策的理論支柱。

然而,現在距離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已經36年了,中國也從文革時期的一窮二白崛起為經濟總量全球第二的大國,那么在這种情況下,中國主要矛盾是否发生變化了?

答案是確定的。

36年前明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其實是指中共的各項公共政策的核心就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198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2,040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287美元,因此当時中國人的需求相對一致,即滿足生活上的溫飽。這既是最大國情,也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緣由。

現在的情況卻不一樣。2016年經濟數据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1万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516美元,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個數据意味著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普遍相比于36年前有顯著提升,溫飽不再是問題,主要訴求不單單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在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外,還有日益加重的貧富差距。中國國家統計局2016年數据顯示,当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高達0.465。同年,各省統計局數据還顯示,位于西部的省份青海省經濟總量僅僅是廣東省經濟總量的3%。這說明当前中國已經進入高度分化的階段,既有許多人還在為生活苦苦掙扎,也有不少人衣食無憂,渴望更高品質的生活。換言之,当前中國集聚著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等三种不同生活水平的群體。在這樣的社會,“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尽管還有意義,但已不能涵蓋所有群體。

撰寫:陸子平 方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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