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怎么看習近平時代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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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將實現“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終極目標之后,在前段時間為十九大召開舉行的“7·26”暖身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再次展現出了對現代化的不懈追求,表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們要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句話等于是說中共已經正式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定義為第二個百年執政目標。

這是一個宏大的目標,也是一個非常激勵人心的表述。因為對于現代化的追求,從1840年以來一直是中國人努力的方向,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國家,更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

對中共來說,此一表述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中共從毛時代的“八大”就提出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后經過鄧時代的改革開放,上述“四個現代化”初步實現,為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聯結奠定了物質基礎。習近平上任后先是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延展了“現代化”的內涵和外延,后又一錘定音,提出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第二個奮斗目標。這一不斷发展的過程,不僅體現了從毛、鄧到習的一脈傳承,也為中共這個理想型政黨打出了一面旗幟、規划了一條道路,回答了中共建黨以來一直為自己設定的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拷問。

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奠定基礎(圖源:新華社)

遺憾的是,世人對此并未過多在意。之所以會這樣,大抵包括三個原因:一是多數人的膚淺認識,看不透這一表述的深遠意義,認為它不過又是中共宣傳話語體系里常見的一种政治說教,沒必要理會;二是中共的政治說教本身就“沒收”這一关鍵表述,既沒有認識到,也沒有能力將其正確解碼并傳遞向社會,更不用說讓社會接受;第三個原因既建立在前兩個原因的基礎之上,同時又和人們的價值觀認同密不可分,那就是不少人對中共和它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本身就缺乏認同,在不少人的概念里,中共和社會主義就代表了“左”和專制,代表了革命性和斗爭性,以及曾經讓人印象深刻的普遍的貧窮,而現代化,則已經被西方的傳統定義所宰制,成為一個和西方歐美社會才匹配的意識形態化了的抽象名詞。

若進一步剖析,這些認識還有其历史和內在成因。不光因為中共文宣系統在過去多年的表現的確不尽人意,理論創新和論述能力嚴重不足,時常以僵化、八股的政治說教和管制思維來回應這個已經高度多元、開放的互聯網時代,以至于適得其反,與民眾漸行漸遠,遑論向世界宣傳好中國聲音,還因為究竟何為社會主義,特别是何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理論界一直眾說紛紜。而自稱社會主義國家的苏聯、朝鮮、中國,要么早已成為過去,要么備受詬病,要么背負沉重历史包袱,自然難以完全令人信服。同時,還有一些人深受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影響,相信只有以歐美為代表的民主社會才是現代的、先進的社會,是历史的終結。他們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和現代化有機結合,尤其是不相信共產黨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認為中國在今天所經历的變化,不過是通向自由主義民主路上的過渡而已。

即便是這些現象各有成因,我們也不能就此否定中共對于現代化的追求,以及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努力。事實上,若回顧“四個現代化”在中國從提出到落地的過程,就能知道習近平今天提出的現代化訴求,到底只是一個政治口號,是出于他作為一個共產黨領袖的理想性,還是有著實現的現實可能性。

我們知道,“四個現代化”的提出,可以說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当時,共產黨建政不久,國內才剛剛穩定下來,若追溯历史,此前一百多年內有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外有西方列強殖民,人民處于極端貧困、流離失所的狀態,國將不國,現代化雖然是國人的一個夙願,一個願景,但什么是現代化,以及怎么建成現代化,對中共來說仍然一竅不通。這种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參觀了新日鐵、日產、松下等三家公司,乘坐完從東京去关西的新干线,才極有所感地表示“我明白什么叫現代化了”。

現在,中國的高鐵已經成為現代化的一張名片,中國經濟在過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徹底碾壓了当時質疑中國現代化努力的最嚴密論述,物質層面的“四個現代化”已經在中國基本實現。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著眼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比“器”層面的四個現代化更高層級的“道”的層面的現代化。不過,和历史一樣,這一論述,或者說是執政目標,也遭到了普遍的忽視或質疑。評論大多認為,中共既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和能力,也缺乏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誠意,其革命性和斗爭性,以及對國家治理體系的設計,都和這一現代化目標有著內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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