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外交季:中共高層對当下外部環境的三點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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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2 14:26:06
習近平6月份四次外訪并非巧合,這些外交動作背后是對中國所處環境變化的反應(圖源:新華社)

“在我擔任外長十年期間,中國外交所經历的最艱難的時期,莫過于上世紀(注:指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時間。那時,國際風云突變,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宣布制裁中國,各种政治勢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陣陣反華浪潮。”中國已故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其回憶錄《外交十記》中曾感慨中國外部環境在六四事件后急劇惡化的局面。

当時,中國急于突破西方世界,包括歐共體和七國集团(G7)的封鎖,尤其是美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封鎖(美國禁止一切與中國政府的高層交往,并啟動了“三零一”條款)。面對制裁,中國的確沒有屈服。躲在幕后的鄧小平警告說,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來的,是在被封鎖、制裁、孤立中成長起來的。

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Addison Baker III)僅僅兩年后便在1991年訪問中國,事實上突破了對華高層交往禁令。不過,西方制裁之所以會迅速瓦解并不僅僅因為中國当時采取了強硬的外交路线,而在于当時的中國領導層審時度勢,准確地估計到了西方陣營內部的互相猜疑。当然,此外,海灣戰爭的突然发生也為中美关系的緩解、中國外交困境的結束創造了機會。

而今,30年后國際風云變幻,中美貿易戰似乎再度讓中國面臨外部環境的變化。不過,無論外界如何夸大其影響,中國今天所處的外部環境遠不如当初那樣險惡,而且30年成長的確中國在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時擁有了相当的耐受力。中國外交現實證明,只要對形勢判斷准確,只要不犯某些“顛覆性的錯誤”,即便中美关系緩慢惡化,甚至人為地被強制“脫鉤”,也不必然會讓今天的中國遭遇1989年那樣的危機。

大體而言,如同当年毛澤東、鄧小平在調整對外关系時所做的形勢研判那樣,相信今天的中共對外政策決策者對当下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應該有某些基本的評估判斷。而這些基本研判則決定了習近平6月份空前的四次外訪等重要外事動作。

從中美关系的角度看,不得不承認,尽管中國與俄羅斯、歐盟、東盟、印度等都有拉近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关系。

中美貿易戰讓中國開始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定位。相較于寄希望與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发展“新型大國关系”,中國目前很難再抱這种期待。進一步講,中美再難恢复到往日不溫不火的磕磕絆絆,而可能出現越來越多的硬性對抗。習近平本人可能仍然會比較積極地回應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的談判建議,但已很難對后者抱有信心。總之,他不會對特朗普抱有過高期待,甚至已做好最壞的准備。在很多人看來,大阪G20峰會習特會預期不會那么樂觀。

從中國國內因素看,中國整體實力(質量和數量上)均與美國有相当差距,這一點必须清醒認識。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堪一擊。1989年以來的30年,中國國內經濟已經從“原始資本積累”升級至冲擊全球產業鏈頂端的階段。

当前,中國經濟處于持續放緩周期,社會矛盾重重,如果加上貿易戰的冲擊,中短期內的困難是必然的,但是這還不足以削弱中共的權威基礎。中共依舊牢牢地掌握著政權,并且依然擁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絕對統一的官方意志。

最后,重新回到美國之外的外部環境上,世界格局整體上看是對中國有利的。中國当下沒有受到1989年那种程度的國際“圍剿”,外部環境要較之当年好得多,所以對于特朗普及其盟友的動作不必驚慌失措。

当時,“世界上掀起陣陣反華浪潮。從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個多月里,美國、日本、歐共體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相繼发表聲明,中止與中國領導層的互訪,停止向中國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推遲國際金融機構向中國提供新的貸款。”今天,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和知識產權封殺或許更為致命,但這本身在西方世界“執行”得并不同步。比如在关鍵的華為5G技術領域,英國市場率先被攻破,宣告特朗普政府計划的失靈。

此外,中國政府還會判斷在一個開放的世界體系內,中國的“普惠”計划將會受到最多的響應,這是“打擊”美國的有力武器。当然,中國政府已經在做“一帶一路”,而只要中國做得越多,世界會越发意識到離開美國也許會讓生活變得更好。而美國,要么對這些充滿不屑一顧,要么更多則會不斷地表達出諷刺,現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已經宣泄了太多此類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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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穆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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