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派鴿派之謎 誰是中國外交“操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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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伊朗擊落美國“全球鷹”無人偵察機,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最后時刻”叫停對伊軍事打擊,并指稱其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Robert Bolton)“絕對是鷹派”的一番說法,再次引发关于美國“鷹派”與“鴿派”的討論。

“鷹派”與“鴿派”是西方國家里常見的政治標签,用以區分態度相差較大、激進與否的兩种觀點或者是持這种觀點的政治人物。這种表述方式也被套用在了中國,如中國軍方一些人和觀點被認為屬于“鷹派”,一些外交官和他們的觀點則被認為屬于“鴿派”。

那么,中國真的存在“鷹派”或“鴿派”嗎?決策中國外交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 羅援被視為中國“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圖源:VCG)
  • 吳建民曾被視為中國“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圖源:VCG)

中國“鷹”“鴿”之爭

近几年,中美博弈趨于緊張,中國邊疆與外交事務在政治圖譜里的分量越发吃重。在中美貿易戰、台灣問題、香港問題等一系列與外交存在或許或少关聯的議程上,中國國內展現了較大的討論空間,能夠很容易從中找到觀點差異很大的聲音和代表性人物。

例如,6月2日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峰會上,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闡述中國軍隊對当前中國邊疆和外交局勢的一系列主張,在台灣、南海等問題上的主張不乏火藥味,宣稱“如果有人膽敢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軍隊别無選擇,必將不惜一戰,必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能維護祖國統一,那還要解放軍干什么?!”

上一次中國國防部長現身此會是在8年之前。而魏鳳和的這番表態,也被視為中國“鷹派”對中國時局的一次集中宣言。

在很多人看來,中國“鷹派”們大多是軍人出身,如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羅援、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戴旭。他們的觀點很容易在中國輿論場引起共鳴,受到網民的熱捧。相比之下,中國“鴿派”們則顯得低調許多。

有分析指,“中國過去多年形成的戰爭思維、悲情主義、弱國心態、革命思維等,使得鷹派言論大有市場”。不過,這些“鷹派”們的觀點在中國決策層的分量則很難高估。例如,“鷹派”們大多主張以武力的方式實現台灣海峽兩岸統一,但是“和平統一”始終是中國的最強音。也就是說,中國“鷹派”受眾主要在民間,而“鴿派”在高層更有影響力。

中國“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原駐法大使吳建民。发生在2014年7月吳建民與羅援的一番直接公開辯論,讓外界得以窺見中國“鷹派”與“鴿派”的觀點分歧。

不得不提的時代背景是,美國推出針對中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協定(TPP)之后,,菲律賓將南海爭端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引发“南海仲裁案”,中國則在南海區域實施島礁擴建工程。中國國內出現了关于“韜光養晦”外交政策的激烈爭論。爭論的一個关鍵點在于,是不是因為中國不再“韜光養晦”才導致美國針對中國的一系列施壓甚至是遏制動作。例如,中國当時推出了一部引起爭議的紀錄片《厲害了我的國》,高調宣傳了中國的发展成就。

時至5年之后的今日,這方面的爭論似乎已經塵埃落定。6月17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媒體人民網发表文章《真是中國高調惹的禍嗎?》,為《厲害了我的國》紀錄片正名,聲稱“一年多來的事實充分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和戰略性凶狠,絕非心血來潮”。

這篇“正名”之作出現在輿論場后,几乎沒有引起反對之聲。蓋因中國國內對于近年中美之爭有了更多的了解,大體形成了共識。中國的應對之策得到“鷹派”與“鴿派”的認同,便也無多少爭執的必要。

当然,“鷹派”與“鴿派”不再相爭的原因,可能還在于中國對于國內輿論的管控。中國網絡中曾多次傳出官方要求限制有关中美貿易戰的爭論的消息,基于擔心某些言論對貿易談判和中國市場造成負面影響的考慮。

所以,一直也有分析懷疑中國是否存在真正的“鷹派”與“鴿派”。

中國有無“鷹派”“鴿派”

不論如何,對不同問題總會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人們的立場、知識、價值觀和思維模式不會尽然相同。被認為是中國“鷹派”“鴿派”的那些人相對集中地分布在軍隊與外交領域,也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與西方很大的區别在于,中國政治制度圍繞“民主集中制”的核心邏輯搭建而成。選舉出一個決策团隊之后,通過民主和協商等方式,形成建議方案以供高層參考、統籌、權衡和決策。甚至于,其觀點出現的力度和時機,也需要服務于中國的集體意志和統一安排。

中國的所謂“鷹派”與“鴿派”人物,也都身在體制之內。如中美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后魏鳳和前往“香會”表態,王洪光在多次“台獨”形勢高漲時的发言,都因應于特定的時機,可能都是官方的有意安排,不能完全由個人所左右。這與西方有明顯不同。

西方國家官方與智庫里“鷹派”、“鴿派”往往是以輿論號召力和政治權力大于影響政策走向。由此形成的智庫報告或智囊团意見,可以以專業性贏得市場和受眾認可并形成影響力,也可能存在特定利益驅動,因而比中國有更多主動性和積極性。

所謂“鷹派”與“鴿派”所代表的不同觀點,大多基于其提出者所在的特定研究領域,特别是職業立場,這种局限性是宏觀決策者才能夠克服和必须克服的,另外觀點背后可能夾帶的個人利益動機也需要被排除。

当然,“鷹派”與“鴿派”的觀點,都需要基于客觀、深入的事實研究,觀點差異性其實也是多樣性,正是決策者所需要的,能夠為其提供更全面的參考。

不論中國與西方,現實中所有這些聲音大多是為實現國家的外交戰略目標的表象。真實背景下,只有國家利益的外化形式、高層戰略目標的原則性和戰術手段的靈活性之别而已。

不必夸大的“鷹”“鴿”兩派

通過對中美兩國历史的觀察可知,“鷹派”與“鴿派”都只是活躍于最高決策之外的一群人或觀點。能夠對國家決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不會長時間主導國家決策。

例如20世紀70年代中美兩國建交過程,便是以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秘密訪華為開端,在繞開國會“鷹派”的前提下才得以展開。而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訪華未提前通知日本,則被后者視為一次“越頂外交”。

再如中國與韓國建交的過程,因為中朝兩國关系密切而朝韓兩國关系緊張,也是通過秘密的方式。当時作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就曾指出與韓國的問題微妙,處理起來要慎重,需要朝鮮對此表示諒解。尽管如此,中韓建交也一度對中朝关系造成冲擊。

在這兩個案例里,可見中美兩國決策層都能夠避免各自國內“鷹派”或“鴿派”,特别是“鷹派”的影響,作出符合國家利益和历史進程的獨立性決策。也正得益于此,恰如其時地實現了東北亞區域关系的正常化。如果事事付諸輿論,“鷹派”與“鴿派”爭吵不休,更可能的情況是困于一時利益之爭而錯過历史時機,最終傷害的是眾多相关國的國家利益。

当然,如果一個國家之內“鷹派”或“鴿派”其中之一過于強勢,該國外交政策也難免會向這一派别傾斜。不過至少從特朗普最近在美伊冲突時刻的一番講話來看,美國最高決策者尚有一定的自制力。特朗普表示,“我有兩隊人,有鴿派也有鷹派。約翰·博爾頓絕對是鷹派,如果由他來來決定,他會同時挑戰整個世界。這并不重要,因為這兩派人我都需要。”而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中國可能更不會受到這一問題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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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青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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