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習時代掃黑】“黑色”退潮:中共基層控制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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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會在中國從來是一個敏感話題,中國政府稱中國沒有黑社會,只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學者稱中國黑社會人數超過100万人;官員說如果有那么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習近平說,掃黑是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如何認識習近平時代的“掃黑”,已經成為觀察“習近平時代”和当下中國獨特性的時代命題。紅色的錘子和鐮刀,開始了一場將黑社會擠壓出基層政權的“習時代戰爭”。

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不等于之前中共历史上的掃黑。(VCG)

婦女不敢單獨上夜班、父母不敢讓小孩出門……面對全國社會治安惡化、惡性違法犯罪甚至团伙作案局面的湧現,三十多年前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下令在中國大陸展開力度堪比1950年代鎮壓反革命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嚴打”(即“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從1983年開始,按照統一部署,中共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要求“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注銷城市戶口一大批,并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

此后,因1990年代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轉型背景下惡性經濟違法犯罪活動的出現,中共亦曾多次組織嚴打,甚至在21世紀初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干主掌政法委時在中央層面設立最高級别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協調小組”。

不過,這一次性質與以往截然不同。

“事关基層政權鞏固”

孫小果,一名繼父和親生母均為云南昆明公安局警察的強奸慣犯,入獄判死刑而不死卻屢获減刑,直到如今再度“落網”……

廣西涉黑集团李某某、李某網羅數十人勾結協警,參與黑社會組織犯罪,在村莊組織賣淫、開設賭場等,非法控制当地足浴按摩、房屋出租等行業,稱霸一方……

湖南16年操場埋尸案告破:一名縣中學負責基建的職工因為舉報在建操場質量問題而被承包人、該校親屬密謀殺害,其尸體被掩埋并覆蓋數百斤石頭,直到今天借助機械才“重見天日”……

從表面上看,這些惡性犯罪與当年的嚴打如出一轍。正如文章開篇所述,中共彼時的首要任務即在于嚴處部分所謂代表性要案,震懾有組織犯罪分子,迅速改善社會治安狀況。然而,当2018年年初由習近平本人授意的“運動”開始時,不僅僅是原本“打黑”一改為“掃黑”,且其性質已不局限在整頓社會治安層面那么簡單。

2018年1月24日,中共與中國國務院在一份《关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中定性稱,“掃黑除惡”運動“事关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事关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故而,在實操層面,要“把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和反腐敗、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把掃黑除惡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結合起來,既有力打擊震懾黑惡勢力犯罪,形成壓倒性態勢,又有效鏟除黑惡勢力滋生土壤,形成長效機制,不斷增強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其矛頭直指冲擊中共基層權力基礎的“黑惡”勢力,而其要義則在于掃除基于各种血緣非血緣关系而漸次形成的地方資源壟斷勢力,深挖黑惡勢力在地方政權中的“保護傘”,重建中共對舉國上下尤其是此前鞭長莫及的基層社會有效統治。可以說,在相当程度上,這場運動在相当意義上是整頓“被遺忘”的基層社會,重奪控制權的努力。

“天高皇帝遠”

中共為何要重建基層權力基礎?因為历史的和現實的种种原因,近年中共在基層的統治基礎被侵蝕、弱化。相反,如十余年前《中縣干部》所警示的那樣,在一座人口數十万的中型縣區中,几個所謂“大姓”家族几乎共同壟斷了整個縣的政治(包括權力和合法暴力)、經濟、文化等資源,并通過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形成一個無遠弗屆的“網絡”。在這一網絡中,中共和國家權力的實施通常要依賴和借助身處在熟人半熟人社會中的“雙重角色”人物。一方面,他們擁有合法的“國家權力”,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與“網絡”內的親友形成利益勾兌,充当所謂的“保護傘”。在這一背景下,中共政權機構在基層實際上已經異化,縣級單位如此,更為依賴人情关系的鄉鎮、村落層級因為“天高皇帝遠”情況尤甚。

中國历史上曾經早早建立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中央王朝,历代統治者為了實現對廣袤疆域的有效統治,建立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官僚機器。但是,自然經濟狀態下的中國傳統社會,封建統治秩序更多僅延伸到縣一級,中央對全國的控制力在縣級單位以下“鞭長莫及”,不得不借助保甲和鄉賢的宗族自治體系來維系統治。

而隨著晚清以降“西風東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裂解了基于自然經濟的“家族統治”,当時帝國的中央政府在基層政權的統治更加弱化,這勢必為当時民間結社幫會組織如哥老會、小刀會、義和拳等“黑惡勢力”在底層社會的发展壯大創造了權力空白。

不過,当高度組織化的中共在1949年確立全國性政權,并在1950年代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將整個社會完全組織動員起來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中共成功通過各級黨組織將自己的影響力延伸到基層社。公社-大隊-生存隊在基層的廣泛存在,將任何一個人的生產生活都嵌入到整個計划體制下,擠壓了一切非官方組織存在的一切可能。

但是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人們的生產生活形式被大幅度松綁,國家控制力開始快速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開始下放基層村民自治權力。正是在背景下,市場經濟條件下崛起的資本力量在改善人們生存狀態的同時開始“反噬”早已脆弱的基層權力基礎,甚至正如上文所言,基層政權不僅有形同虛設之嫌疑,甚至被異化為“類家族統治”的合法外衣。在這一合法外衣下,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肆意侵奪變賣集體資產,為自己的小团體充当“保護傘”提供便利,同時打壓異己。

日前,中國央視刊播緝毒題材電視劇《破冰行動》,試圖還願“亞洲制毒第一村”廣東省汕尾陸丰市甲西鎮博社村覆滅經過。在這一几乎全民制毒販毒的村莊里,基層政權的代表村委會主任儼然是作為黑社會大老存在,他可以決斷村里的利益分配甚至動用私刑,也可以托庇于更大的“保護傘”之下。通過它,人們可以讀解到家族觀念和熟人社會自治如何獨立于國家政權之外而形成一种“自由”的“黑化”的存在。

因此說,此次掃黑除惡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中共試圖重新“奪回”基層社會的控制權。当然,這也并不是一次為期三年的“嚴打”所能解決的。在“破”的同時,中共宣布了精准扶貧和覆蓋范圍極為廣泛的鄉村振興計划,同時強化中共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權,要求村委會主任等基層領導人由黨委書記兼任。

總之,這是一次中共政權中央權威垂直“下沉”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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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穆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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