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四中會場之外的意識形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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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4日,“偉大历程 輝煌成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向公眾開放的第一天,中宣部邀請200余位英雄模范和先進典型參觀展覽。 (新華社)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因為主題為太過理論和抽象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文稿全文在北京時間11月5日頒布之后,外界普遍理解為,這是中共對自己執政能力的一份目標規划以及其實現步驟。

如果就此認為,這只是一份事关執政黨的文件的話,顯然并不足夠。作為一個“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政黨,中共從未放松對包括政坛和民間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关注和塑造。

事关執政現代化的社會呼吁

就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幕場前,中南海于10月27日頒布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這距離中共前任總書記江澤民時期頒发的同類文件《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2001年9月20日)已經過去18年。而中宣部在1994年8月23日印发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也即將在25年后迎來它的新版本——在慶祝自己建政70周年年前夕(201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對《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進行審議。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0月底,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農辦)、中國農業農村部、中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11個部門共同印发《关于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 建設文明鄉風的指導意見》,對占据中國大陸總人口約40%的5.6億農村人口進行道德引導。為此,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特意在10月29日上午召開新聞发布會,讓相关官員與媒體記者直面溝通。

改革開放后中共一度忽略其意識形態教育,但現在出現變化。(Reuters)

這种面向整個社會民眾的道德范疇呼吁,看起來似乎與政治無关,卻恰恰與中共高層目前最重視的政治議題息息相关。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幕当天(2019年10月28日),中共黨媒人民網在在題為《國家治理面臨的風險挑戰與有效應對》的文章中相對感性地表達為,“公民道德的建設與人性的光芒、國家的利益和命運息息相关,如果不能樹立堅定信仰、形成公民美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優良的政治秩序也難以實現。”四中決定全文則用中共一貫的黨語言口吻表述為:“发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厚支撑。”

由此可見,從江澤民時代到習近平時代,中共在历經大約20年的跨度之后,為了順利推進執自身的執政現代化,將再一次面對整個中國社會進行全民道德教育。

從鄧到習 未被忘卻的道德建設

雖然相對于法制,道德似乎是一個無法用文字画出准繩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是需要承認,法律與道德,確實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諧穩定社會的兩個保障。2016年12月9日下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帶領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現場的習近平對掌控中國政治大勢的另外24名政治局委員稱,“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关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

習近平還稱:“法律要发揮作用,首先全社會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體人民道德素質。”顯然,在中南海高層看來,要實現依法治國,不僅需要司法和權力系統對法律條款的发展和完善,也需要社會有“遵紀守法”這個道德范疇內的風氣的形成。也這也解釋了習近平為什么要在自己擔任中共總書記的第二個任期,要重新发布屬于自己“新時代”的公民道德建設和愛國主義教育這兩份實施綱要,乃至似乎是首次從中央層面发布針對農村風俗建設的指導意見。

查閱資料不難发現,早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之初,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就曾指出“對外開放,是會有蒼蠅、蚊子飛進來”,這里的“蒼蠅、蚊子”。就是中共批評的“個人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價值觀。所以,鄧小平也對当時的中共官員說,“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決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是在之后逐步形成的唯GDP論的年代,連中共政坛都出現無法控制腐敗現象的蔓延趨勢,并因此對社會價值取向形成負面影響,又何談去引導民眾的道德发展?

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曾預警“對外開放,是會有蒼蠅、蚊子飛進來”,圖為1979年鄧小平(右)訪美期間與美國前總統卡特總統會晤。(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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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在中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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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8日,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科學发展觀”思想,并在之后的中共十七大上被寫入中共黨章,圖為2004年6月19日,胡錦濤(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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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要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撑作用。(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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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建一直是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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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在江澤民時代中共高層已經因為腐敗和拜金現象的泛濫,先后頒布過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道德建設相关實施綱要,江澤民還提出“以德治國”論;再到2006年,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包含“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但是中國道德領域的諸多弊端一直缺乏明顯效果的匡正和引導。

如何實現?

為什么在中國改革開放前30多年的過程中,包括官場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道德滑坡如此嚴重?這里面有改革開放過程中太過注重經濟发展導致的金錢至上之類的道德觀扭曲,也有制度不健全導致的價值觀選擇偏向。

“倉廩實而知榮辱”。如今,雖然人均GDP排名世界67位(2018年全球各國GDP排名)仍然需要繼續提高,但是中國整體經濟體量已經排名世界第二。当中國社會的物質財富已經有了足夠的積累,道德短板的彌補成為理所應当的選擇。或者說,中共高層的目的是要推動中國社會,不僅有物質財富,也有更多精神財富(如個人素質,社會風向)。乃至再提高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如何更好的塑造自己的國際形象。

不過,回到現實層面,作為執政黨的中共怎么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除了對全民的道德號召,國家制度和政策中的利益分配規則的再調整也至关重要。所以,在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不僅開始反腐整(黨)風,且在2013年6月28日至29日的中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就提出要改進官員政績考核方法手段,“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2016年年底政治局集體學習如何“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也在2017年的10月被寫進中共十九大報告。

及至這次的中共十九大四中全會決定,中共給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三步走目標,并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視為這一宏大戰略的支撑。而本次四中全會前夕重新修訂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則明確規定中國公民道德建設的方向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社會主義道德觀”。這种呼應證明了社會道德建設早已被中共歸入自己執政現代化的范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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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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