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政治席卷全球 是什么將青年世代推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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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2 19:48:53

2019年11月12日,多名激進示威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內縱火。(H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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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黑衣暴力示威者扔汽油彈,與警方對峙,校園內多處著火,煙霧彌漫。(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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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4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一名示威者在抗議智利政府期間投擲石塊。(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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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4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青年示威者與防暴警察冲突。(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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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5日,在巴塞羅那的几條街道中央,抗議者向防暴警察投擲金屬罐、石塊和火把,并點燃垃圾箱和紙板箱。(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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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以青年人為主力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獨派示威者,以火燒雜物為路障。(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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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的街頭政治運動浪潮中,青年逐步脫離溫和姿態,以愈发激烈的方式走上前台,影響乃至主導世界各地街頭政治運動的進程。以香港反修例街頭政治運動為例,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頗能勾勒出這場冲突的輪廓——15歲至39歲年齡層反對修例的受訪者,遠多于同齡的支持修例者,達四倍至五倍;這個年齡層反對修例的比率,也比40歲至59歲受訪者及60歲或以上受訪者為多。而之前香港历次政治運動中的活躍人群構成也體現了這一結論。2014年占中運動后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共計約有60人,当中90%都是90后。在2016年農历春節旺角騷亂事件后因暴動罪被捕的40多名示威者中,除兩人外也均為35歲的年輕人……可以說,历次香港政治運動中逐漸崛起的學界力量“成就”的周永康、黃之鋒、朱凱迪等人更是扮演了青年“領頭人”的角色。

以青年人為主力的香港的街頭政治運動并非孤例,縱觀全球近年來的街頭政治運動,青年人都是運動的主體。遠者如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青年人就是发起者和主力軍。近如最近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爆发的街頭政治運動,青年人皆是主要力量。從表面上看,青年人之所以成為全球历次街頭運動的主力,與青年人本身由荷爾蒙決定的性格特質有关。青年人一直是一個社會最活躍的因素,對社會環境的變化最為敏感,對社會問題的容忍度也最低,而且其本身對社會問題、對公共問題乃至政治問題的參與熱情可能都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對社會現狀(政治、經濟、環境、人文)的不滿,財務上的不安感以及缺乏上升通道,讓年輕人迫切尋求改變,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发展,也成為街頭政治運動的助推器。

政治運動中躁動的青年世代

当然,不止是今天,街頭運動從出現,似乎青年人就一直(經常)是主力。历史地講,青年學生群體一直是中國,乃至世界历史進程中活躍的群體,扮演著历史進程的深度參與者和積極推動者角色。比如,對中國近現代史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便首先发端于当時的北京大學等在京高校學生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以及青年教師群體如陳獨秀等人。中國抗戰后的國共對峙時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加速對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崩潰,1976年的“四五運動”則預言了“文革”結束。整個1980年代,中國大陸青年最深刻地遭受到東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進而進行自我反思與適應,并最終在1989年訴諸一場備受爭議的“六四事件”。

而放眼全球,大抵情形相差不多,青年人都是運動主體。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失業年輕人和學生是示威者主要構成群體,他們以露宿街頭方式抗議金融業貪婪及社會不公。“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啟发了台北和香港的年輕人。2014年3月18日,一群抗議馬英九政府與中國签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占領台灣立法院,揭開了“太陽花運動”的序幕。2014年9月28日,香港发生“占領中環”(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運動,呼吁港府在香港特首選舉落實真普選,這場后被稱作“雨傘運動”的抗議持續到当年12月。5年后,香港的年輕人又一次走上街頭,成為仍在持續的反修例運動的主力軍。同樣发生街頭政治運動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示威者絕大多數也是年輕人。

今天的世界已經高度互聯網化,對互聯網新領域擁有更強接受和使用能力的青年群體,同樣也對互聯網社交平台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擁有深刻認知。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崛起,為不滿足只通過投票參與政治的青年人實現种种訴求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平台,可以網絡政治眾籌、網絡政治惡搞、網絡政治群組和網絡政治動員等。可以說,互聯網的普及刺激并放大青年的政治參與意識。2017年一次被西班牙法院裁定無效的公投中,民眾支持加泰從西班牙分離出來,之后該地區亦短暫宣布獨立。10月14日,当時被指煽動加泰獨立的領頭人被判處煽動罪。判決后,巴塞羅那的民眾在一個加密的手機即時消息工具上收到一條消息,號召他們上街抗議政府監禁加泰羅尼亞獨立領袖。香港的示威者同樣如此,香港的論坛高登、連登聚集了大量的反對派示威者,他們通過網絡,以及社交媒體,組織香港的街頭暴力示威。

不可否認,青年群體亦有其自身的先天“缺陷”,青年人心智尚難言健全,價值觀念不成熟,目標不恒常,易受外界影響乃至左右;過于理想主義,凡事易訴諸情緒化的宣泄,難免冲動乃至偏執,其中亦不乏迷信暴力且陷入自我感動的心理作用中。這也是全球街頭政治運動,往往會變成失控的,一些地方諸如香港、加泰羅尼亞等具有分離主義的暴力運動原因所在,甚至出現脫離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軌,轉化為暴民專制情形。

在全球的街頭政治運動中,青年人都是主力。圖為香港街頭政治運動中的年輕示威者。(HK01)

此外,在年輕群體對政治关注度提高的同時,他們更多表示反對意見,并未積極參與到政府施政流程中去。有研究數据表明,除示威和抗議以外,在其他一切類别的政治活動中,青年人參與度都低于中老年人。可以說,青年群體從來不是一支高度組織化、獨立且有確定訴求的成熟政治力量存在,但也從來是不可低估的力量。這就是躁動的青年世代的特質。

黯淡的社會現實與個人命運

如果說,青年人本身的特質只是為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提供了可能的話,那么現實中他們對社會現實、對個人命運的無力感與挫敗感,則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將其“推上”街頭的頭號元凶。近期发生街頭政治運動的國家和地區,無一例外地出現了一些共同的社會與經濟趨勢:經濟不景氣、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中產階級生活水平面臨威脅,以及民眾對于政治與商業精英階層的憤怒等等。

同樣以香港為例,香港經濟連續遭遇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SARS入侵、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增速持續放緩,近年更是徘徊在2%至3%的水平。香港青年尤其是出身于社會底層的人群對自己未來前景的迷惘與困頓。數据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人均GDP增速維持在6%以上,而過去5年里這一指標僅為3%。要注意這還是“人均”數字,它意味著還有很多人可能連3%也沒有。

勞動階層和青年人的就業機會也很有限。香港統計處公布最新的4月至6月的失業率數字顯示,雖然整體失業率繼續維持近20年的低位,但当中青年失業率的問題不跌反升。而事實,香港青年失業率一直維持在雙位數字之上。即便青年人實現就業,收入也鮮見增長。數据顯示,发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生收入的平均數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港幣(1元港幣約合0.128美元),如果扣除通脹因素,近二十年的增幅只有7.5%。

美國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一年一度的《全球房價負擔能力調查2019》數据顯示,香港連續第九年排在全球最貴的房價榜首,屬于“極度負擔不起”之列,房價收入比達到20.9倍。這個數字意味著如果不貸款,香港人買房需要不吃不喝20.9年。香港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后誓言要解決竹屋問題,但香港房價仍不斷上漲,各种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出租公屋的輪候年期屢屢創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適切居所者不計其數。香港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樓價,除了給青年人生活帶來相当大的生活和精神負擔外,也扼殺了他們很多发展的空間和可能性。

同樣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地方。2011年席卷全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示威者就是喊著“我們是那99%”的口號抗議財富分配的不公和金錢對政治的操縱。這個口號的起源與人們的收入分布有关。他們相信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作所為均需要由剩余的“99%”承擔。經濟不平等和社會向上流動性這兩個問題,是“占領華爾街”運動最核心的兩個主題。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讓美國人清晰地看到了美國社會中的不平等。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2011年5月寫了一篇《名利場》文章,標題為《在1%中,由1%,為了1%》(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并宣稱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占了美國收入的40%。《紐約時報》經濟專欄作家馬德里克(Jeff Madrick)的最新著作《貪婪年代:金融的勝利與美國的衰落》(Age of Greed: The Triumph of Fin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似乎也呼應了那場抗議。馬德里克說,現在1%的人擁有的全美20%的收入;而30年前,1%的人擁有10%的收入。這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衰退。2014年,《經濟學人》雜志引述經濟學家伊曼紐爾·塞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稱,到2012年,美國前0.1%的富人擁有的財富約等于其后90%的人擁有財富的總和。

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這個人均收入位居前列城市,僅僅是因為巴士和地鐵價格上漲便引发抗議。政府將原因歸咎于能源成本的提升和疲軟的本國貨幣,不過示威者指,這不過是壓榨窮人的又一個手段。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也是貧富最懸殊的國家之一——在經濟合作與发展組織(OECD)的36個成員國当中,智利的收入不平等狀況最為嚴重。路透社引述一名參加示威的學生說:“這不僅是抗議地鐵漲價這么簡單,這是對長年壓迫窮人的一次大爆发。”

近來,隨著各种因素的汇集,世界各地抗議活動爆发的頻率急劇增加。雖然全球各地爆发的街頭政治運動無法簡單地歸類或歸為一個主題。比如,智利的導火索是因為地鐵漲價,黎巴嫩是因為政府對手機應用WhatsApp通話的征稅,法國持續了一年多的“黃背心”運動則是因為提高燃油稅,香港則是因為一條涉及司法引渡的法律條文的修改,加泰羅尼亞因示威者抗議前分離主義領導人的入獄引发……

一些原本可能微不足道的事件,成為了全球各地民眾憤怒的焦點,忿忿不平的民眾湧上街頭,引发意想不到的抗議活動。在許多爆发街頭運動的國家,專家們发現了一個規律:全球經濟放緩、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許多國家的年輕人口因令人絕望的社會現實,缺乏上升通道苦苦掙扎和不得志而成為焦躁不安的新一代。而反應遲鈍的政府令國民感到沮喪,活動人士確信,街頭行動是迫使變革的唯一途徑。

各地迥異的動蕩局勢引起了聯合國的注意。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此前說,“我們看到示威活動在不同地方发生,但它們也有一些共同點。”杜加里克說,“人們感到他們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不平等問題和其他許多結構性問題。”《紐約時報》報道,“年輕人已經受夠了”,安全情報谘詢公司苏凡集团(Soufan Group)的首席執行官阿里·苏凡(Ali Soufan)說。“新一代年輕人不相信自己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所構成的腐敗秩序。他們想要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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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孫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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