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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学者:中国崛起出路在民主政治

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所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政治观:关注方向、创新点与突破口

新政治观,一个“新”字便指明了关注方向和创新点与突破口,同时涉及调整什么和为什么调整。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的情况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这种变化给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所谓“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那么冷战结束对他们来讲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我们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尽管我们习惯说依靠人民,问题在于人民一直是个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着非人民,执政状态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那么对人民是否作出区分?现实看我们确实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执政的人群”,这一点从拆迁时的对垒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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