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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学者:中国崛起出路在民主政治

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与此同时,新规则、新技术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网媒时代。叠加作用的结果,不在于理论说了什么,而在现实表现与理论是否一致;不在于过去曾经做出什么,而在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却有人为其撑伞;我们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贪腐来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这也是建立新政治观的重要原因。

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

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表面看命题敏感而重大,其实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阐明“政治文明”,胡锦涛确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出访时讲到“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思想,都说明我们的价值坐标乃至政治观已经改变。因此,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为系统,化渐变为标志性变革。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更为关键。

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政治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政治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是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跳出单一的以政治制度标准评价世界的误区,开始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

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由于政治伦理奠基于价值观,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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