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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学者:“文革”重现并非没有可能

【多维新闻】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刊物《人民论坛》日前推出纵论新政治观的系列文章,称确立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迫在眉睫,反映出中共内部已经有了这样的讨论,从一个侧面预示着十八大后或会在确立新政治观方面有所着力。中共中央党校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发文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树立现代政治观。

这位中共党内学者称,理解和把握政治问题如果没有新的思维,许多问题难以推进,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遇到问题绕着走,可能绕着绕着就又走回老路。前段时间,总理温家宝提到要防止“文革”思维重现。王长江说:“这种重现在我国并非没有可能。”全文如下:

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

中国确实需要树立现代政治观。理解和把握政治问题如果没有新的思维,许多问题难以推进,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遇到问题绕着走,可能绕着绕着就又走回老路。前段时间,温总理提到要防止“文革”思维重现。这种重现在我国并非没有可能。

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

什么叫政治观?政治观是在一种理论指导下对政治的看法。用世界观来分析政治就是政治观,分析历史就是历史观。所以,应该是理论决定“观”,而不是“观”决定理论。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无法正确把握理论和“观”的关系。就政治而言,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观,那么是不是确立现代政治观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这样推论下去是无解的,因为这样是把问题搞颠倒了。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没有完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

改革,不能指望事先就有一套完整、详尽的理论。美国搞民主,并不是先弄清了民主的内涵、外延,哪些是系统的,哪些是不系统的等等才开始行动的。相反,他们只是在实践中觉得可用就用了,后来人把这些做法概括总结起来,加以提炼,才形成了民主的理论。例如,当“五月花”号驶往北美大陆的时候,大家考虑到达后怎么去占地:是否谁块头大、力气大就可以多占?是否谁厉害就可以赶走别人?恐怕不行。为了不致混战,大家认为有必要定下规矩。于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定下规矩上岸后就按规矩办事。这是什么?这就是民主。在意见充分协商之后大家执行,这不就是民主吗?设想先有民主的定义和概念,尔后才有民主实践,那是可笑的。确立观念更不等于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那是不可能的。总之,可以有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可以有理念、有目标,确定改革的导向和边界,但不能简单地从概念出发。

革命党思维难以转变的两个原因

十六大报告曾经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转变: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这说明,我们党认识到了革命党和执政党的重大区别。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转变无论是从思想上、理论上、理念上都没有完成,确切地说,这个转变正在进行过程中。革命党思维始终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我们经常会掉到革命党思维模式中。革命党思维造成了对很多政治问题,包括对民主问题认识的误区。

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迟迟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

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唯理论“马首是瞻”,用书本的结论去衡量现实。搞计划经济如此,犯的很多错误也源于此。比如,在处理党政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一元化领导等等,说到底都是从苏联人解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出发的结果。如果老百姓对我们的决策不满,就认为百姓是落后群众;老百姓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说他们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党代表的是长远利益。理论成了判断实践的标准,必然要犯教条主义,这种情况直到现在都有一定的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对传统理论有所突破,但突破的大多数只是观点,如市场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股份制既不姓公也不姓私,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等等。但这仅是观点的突破,并没有提升到整个理论的高度。因此当遇到重大问题时,我们往往又会回到到底是根据既有理论判断实践,还是根据实践来发展理论的纠结中。

二是利益问题。我们有一套从苏联人那里秉承而来的理念,并据此设计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低效,逐渐失效,走进死胡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效率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既有的权力配置会沉淀出不同的既得利益,不合理的体制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产生既得利益。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当改革涉及利益分配时,体制内一些人和部门想的不是正义在哪里,而首先想的是我的利益怎样才能免遭削弱和损害,而且往往到意识形态中去找理由。比如,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其实只是加强部门权力的代名词;“不能违反党管干部的原则”,实际就是在干部问题上保留部门和少数人说了算的权力。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不调整、 不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格局,重新配置权力,就没有办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确切地说,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

两套理论并存,却缺乏系统梳理

我们刚才讲到革命党思维难以转变的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观念产生了体制,体制维护着利益,利益反过来又固化着观念。现实就是这样:体制沉淀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回过头来又对深深打上苏联模式烙印的传统体制起维护作用。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有利于高度集权、党管一切,但是妨碍了社会发展。从表现上来看,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但经济发展不起来,最终必然影响执政党的地位,也正因为此,邓小平才提出要搞市场经济。

但是,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计划经济的思维恰恰是不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由于压抑人对利益追求的思维与战争时期对人们的要求相合拍,因而从革命党转到领导计划经济的党感觉很顺,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问题理所当然。革命时期,人们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有时应当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献出生命,来为夺取政权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是讲得通的。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也是为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而奋斗,大家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思维仍然管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党与革命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强的继承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计划经济思维就是革命党思维在建设时期的具体表现。

与此相反,市场经济则首先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以此为起点,它会产生自己的逻辑,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内容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因为人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走到了我们前面。但从本质上说,这些东西尽管带有西方的色彩,却是所有市场经济都必须遵循的规律。于是,我们面前就摆着两套理论:一套以否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为起点,另一套以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为起点。两套体系,起点不同,逻辑不同,不少结论也完全相反。这两套东西共同存在,显然存在矛盾。对于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两者择一会很难:既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也不能全盘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完全抛弃自己的过去就失去了根。但要把二者融合起来,就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弄清哪些是过时了的、需要剔除的,哪些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对与发展市场经济直接相矛盾的那些部分,该放弃的放弃了,该否定的否定了,但对全部理论,却缺乏系统梳理。结果,遇上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时,人们可以为了各自的偏向,在同一个执政党的理论中找到完全不同的依据,理论本身充满了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推进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依然有不少人在用计划经济思维思考政治体制问题。这种依据在我们党的理论中是存在的。总之,两套体系在运作,是造成我们认识混乱的重要原因。

现代政治观的内涵就是如何理解民主

无论是对执政党理论的系统梳理,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本身的推进,都有相当的难度,原因也在理论和实际的复杂掣肘。大多数人都说民主好,但又为什么做起来容易畏首畏尾?其实,并不是理论上搞不清楚,而是因为既得利益在背后作祟。传统理论和体制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的支撑,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它使我们在改革面前往往面临选择,其实就是政治勇气的问题,就是我们党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打破现有权力配置格局,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这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前途的问题,应当从保证党长期执政的高度来决断。

说到现代政治观,实际上主要还是一个怎么理解民主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总体上看,我们过去较多是囿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忽视了政党执政活动的一般性规律。规律反映事物的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些说来谁都懂的常识,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却时常得不到认可,甚至成了禁区。例如,民主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背后往往是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往往带有很强烈的西方色彩。然而,并非带有西方色彩的东西就一定是西方的东西。事实上,人类社会积累的许多宝贵财富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但往往谁发明的便会更多地带有谁的色彩。去除这些色彩,看到它本质的东西,而不能因为带有它们的色彩就简单地拒之门外,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仍然是思维方式的问题。革命党可以一闻到敌对阶级的味道就提高警惕、防止渗透,以保纯洁,但如今执政了还依然如此,肯定不行。我以为,讨论现代政治观,最重要的意义概在于此。
 



(孙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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