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辱母杀人案背后的汹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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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9 01:37:34

关于“辱母杀人案”的讨论,在最近几天充斥着整个中国舆论。已经有评论者放言,无论这起案件最后的结果如何,这样讨论必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案件发生在2016年4月14日,一名22岁的男子于欢与其母亲苏银霞,因为无力偿还高利贷,被11名催债人长时间堵门、扣留,期间苏银霞还遭受了催债人的极端侮辱。当地民警接警来到现场,却只留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就转身离开,最终于欢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中4人,其中一人因失血过多死亡。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在陆媒对这一案件进行报道后,引发了大陆媒体与民众汹涌而来的集体不满。

有陆媒在报道中连发数问:什么条件才构成“防卫的紧迫性”?一审判决完全排除正当防卫,甚至排除防卫过当,是依据了怎样的法律标准?催债一方在案发后4个月被当地警方认定为“黑恶势力团伙”,判决时有没有进行考量?司法如何在法律理念与现实之间、生命权与自卫权之间作出“令人信服的”权衡?


山东“辱母杀人案”引发公众讨论(图源:VCG)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呼应,社交媒体上呈现出一边倒的“伸冤”之声,大批网友因为“辱母”这一关键词而同情于欢的“正当防卫”,认为如此重判是“人为地将本有温度的法律变得冰冷”。

在这股声浪中不乏网络大V的身影。大陆学者易中天发微博呼吁“无罪释放于欢”,因为催债人“辱母”的行为严重践踏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一位在网络上颇有名气、同时也颇有争议的心理学者也发文称“你必须为你的母亲而战”。不过也有大陆媒体人指出,易中天还活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中国从秦朝开始,欧洲从中世纪开始,都已明确禁止“血亲复仇”。

官媒这一次选择站在民意一边。大陆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也发文称,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紧迫性”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让民众“对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

当然,舆论对于案件的讨论并非没有争论,但几乎所有分析都认为,案发时“警方的过错”,以及由过错带来的“法律保护缺位”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国际媒体在报道时称,警察涉嫌渎职的不作为,“是社会公义、司法信任、警察形象、政府公信力的一次集体下滑”,“造成的瘢痕难以修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舆论大讨论的态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山东济南警方的官方微博却发布了一幅“毛驴追尾大巴车”的图片,并配有“受伤的总是毛驴啊”的文字,被认为是对网友的恶意讽刺。这也加剧了舆论对于大陆警察一直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口诛笔伐。

而法律人士对这一案件讨论的核心,是于欢的行为应该定义为“防卫”还是“伤害”。多名法律学者、律师发文表示于欢是“防卫过当”,其中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为代表,认为法院判决中“纠缠”、

“不能正确处理冲突”的措辞改变了事件本来面目,没有必要避开“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侵害”去谈生命健康权,法院对于欢“在绝望时刻奋起反抗”的量刑显然不合理、不公正。

童之伟还特别提到,中国法律对正当防卫总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中国法治践行中的“痼疾”,执法者和司法者对这种局面负有责任。

更有法官在媒体上刊文称,催债人上门的起因是苏银霞、于欢母子借高利贷,放贷方10%的月息远超中国规定的36%合法年息的上限,因而催债人讨要的实质上是“非法所得”,催债的行为应该定义为抢劫罪,因而于欢不仅不是“防卫过当”,实为“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另有极少数的法律人士认可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中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有在防卫人面对谋杀、强奸、抢劫几种特定侵害行为时,其自卫行为才能得到公诉方和法院的认可。如果是在故意伤害行为或侵害名誉权行为面前还手自卫,一般会被当作互殴处理,不认定为正当防卫。

另外,中国刑法通说认为,防卫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侵害,而不能是故意侵害他人。由于防卫人的“主观条件”并不容易认定,需要通过防卫者自己的供述和其他客观证据来综合推理。因此法院认定于欢的“鱼死网破”存在主观复仇意愿,不属于正当防卫,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裁定。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法律人士同样不认为现行的法规没有问题,也不认为此前的法律实践完美无缺,但法官“严格适用法律”无可指摘。

还有媒体将案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有媒体从“恶法不能代表人民权利”,推导出“切不要让事情激化到‘无代表不守法’的地步”。也有评论开始感叹,发生在山东聊城的这起案件说明,“北上广与小地方”存在着“制度、文明、执法方面的不平等”。不过马上有网友讥讽这样的说法类似于网络写手“蹭热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各种声音构建出一个舆论磁场的时候,很少有人思考这场讨论是如何发起的。


最高检回应“辱母杀人案”(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就案件本身来说,事情起源于苏银霞所借的高利贷。然而陆媒《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刊发的一篇文章披露,如果对“辱母杀人案”追根溯源,应该叫其“苏银霞借贷纠纷案中案”,因为除了私营企业主,苏银霞还有一个身份:山东聊城地区中小企业互保套贷利益链条的活跃一员。

所谓“互保套贷”,大致可以概括为多家企业之间连环担保、互相担保,进而向银行或其他金主拿到贷款或借款的行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监管部门的默许”下,互保套贷成了各地所推广的“解决小微企业燃眉之急”的融资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互保套贷越来越成了一种“要么立马死、要么被拖死”、“谁守信谁吃亏”的“纠纷制造器”。

尤其像苏银霞所参与的互保套利,除了自己的企业,其他几家企业大都是自己的嫡系企业或关联企业,几乎相当于“左手给右手担保”。而她除了借高利贷,还因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三次成为“老赖”。文章作者结合一些细节指出,“综合评判苏银霞此前的种种行为,或许已经很难说是‘借’,恐怕已经与‘骗钱’无异”。

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中国新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删除,只存在于零星的网页之中。这正与案件在传播层面最初呈现的状态形成某种互文:最早对“辱母杀人案”进行报道、因而引发舆论海啸的《南方周末》,没有提及上述无法忽视的背景。

《南方周末》长篇报道着重突出的催债人对于苏银霞的侮辱以及于欢心理崩溃历程——这的确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严重违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选择性真相”的春秋笔法,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客观上对读者起到了明确的导向作用:催债者与放贷方就是样板戏里的“黄世仁”(事实上也确有黑社会性质),苏、于母子则是“杨白劳”(但现实中身份可疑)。

可以想象,如果《南方周末》在报道中能够给予“互保套贷”的背景一定篇幅,恐怕会有相当一部分公众产生“黑吃黑”的观感。但单方面对“辱母”突出,的确收获了最好的舆论效果:所有参与者都从同理心(“侠客岛”所说的“毕竟谁都有母亲”)出发,去看待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丰富的“周边思考”成了最近一段时间最大的流量担当。而如果在法律层面就事论事,反而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

及至山东各级检察院乃至中国最高检察院宣布介入案件,民众开始欢呼“舆论倒逼司法正义的胜利”。殊不知,这样的局面已经走到了舆论干预司法的边缘,甚至与周永康、王立军、张越等肆意破坏法治的代表相比,更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越来越被中国民众接纳的“程序正义”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是缺席的。

所以微信公众号“长安剑”的不同声音才显得弥足珍贵:各家媒体报道中催债者与放贷人一方的声音是缺失的,“在不平衡的信息面前,理性判断无从谈起”,同时“舆论标尺和司法标尺并不总是统一的”。

这里面涉及到中国法律体系的深层次矛盾,被一些学者称为“中西法律文化间的冲突”。中国执行了两千年以道德教化为本位的“中华法系”,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具体是通过日本)移植来了权利本位的“大陆法系”。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民情往往会在“大陆法系”中呼唤道德教化的伦理功能,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大陆不断出现“法意与民情冲突”的根本原因。

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将传统的道德要求植入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中”一直是中国法律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那样,在正当防卫适用范围的问题上,“辱母杀人案”本是一次统一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的契机,比如“不再只限于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量刑上考虑被害人过错和被告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等等。但从目前看来,“在事实上受到操弄”的议题讨论只是让更高层级的公权力进行干预,进而让舆论在自我想象的胜利中陶醉,却没有起到推动司法前进的作用。

当然,中国社会应该有足够的容纳度,包括“让一切质疑自由发声”,也包括媒体在不违反新闻原则的情况下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发出报道。而对于还在上诉过程中的“辱母杀人案”,也“应该同时容许司法有一定‘定力’”,在舆论鼎沸之中,“坚持该坚持的东西,改掉必须改掉的东西”。只是这个过程,同样需要更为理性、更为专业的舆论探讨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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