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的政治警示 中国地方治理三重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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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2 14:34:06

在“愤怒”了近一周后,中国大陆网络上对于“辱母杀人案”(于欢案)情绪正在逐渐平复。尽管可以预料当中国最高检察院调查结束,二审结果出炉势必再度引发新一轮公众对于中国法治的关注。

随着此案卷宗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可以看到,这起折射人伦温情与道德拷问的案件过程中,从于欢母亲因欠下高利贷,到黑社会上门逼债,再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漠视,以及最后审判结果为“无期徒刑”,引发舆论“大批判”,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不能被中国民众传统“公序良俗、劝人向善”意识所能接受的情况。也折射中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三个“命门”。



第一重“命门”:高利贷与黑社会

“于欢案”首先折射了地方治理环节中,存在着大量的空白、灰色地带。例如高利贷问题,例如黑社会问题。

北京时间3月27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则微博——“冠县辱母杀人案:公检法人员放高利贷?”转引于欢父亲于西明的文章,控诉了该案的幕后指使者吴学占的种种恶行,包括违法集资高额放贷、暴力强拆非法强建、阻碍医疗事故受害人维权、非法经营加油站、带超载车躲避检查谋利、投标不中寻衅滋事阻止施工、变相行贿官员承建养老院工程等等。而且指控吴学占通过高息存钱的方式,变相贿赂公安局、检察院、县医院、镇政府的人充当保护伞。

于父的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吴学占属于涉黑团伙,但于欢案中的暴力逼债行为已经为公众所知,于父的上述指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而引发了网民对于欢案是“黑社会暴力逼债”的猜测和指责。

今天的中国其实有一个巨大的话语体系鸿沟,精英阶层关注着北上广深的中产阶级焦虑一类问题。而在更为庞大的三四线城市中,高利贷、融资以及黑社会却在真实的影响、困扰着当地民众。

中国地方官员往往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地方治理需要大量的“灰色地带”,例如非法融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但是地方政府的态度往往是“暧昧”的,他们认为从中可以获得GDP增长和经济活力,尽管这是虚假的。

例如他们相信黑社会使中国社会的传统,于私这些官员可以从黑社会成员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于公他们坚信“黑白共治”的道理。

这种顽固、传统的治理观念,造成了地方治理体系上出现了空白、灰色地带。而“于欢案”,就是这些治理空白集中呈现的案例。

第二重“命门”:公安机关的“执法短板”

其次,“于欢案”种,聊城公安的“不作为”,舆论发酵期济南公安官微“毛驴怼大巴”言论的倒逼民意,都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执法短板”。

尽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加速,但是这种加速更多的体现在大城市中。在大城市里习惯了规则和秩序的人,回到很多小县城都需要习惯潜规则,甚至可以说,越偏远的地方越崇尚丛林法则,中国的一句俗语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山高皇帝远”。

“于欢案”中该案中民警一句轻描淡写的“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无形中暴露了小地方的执法漏洞。

而这次事件中济南公安官微“毛驴怼大巴”更是赤裸裸的展现出地方权力机关的“傲慢”。

第三重“命门”:地方司法机关的“不得民心”

第三,这个案件一审判决于欢“无期徒刑”的结果,是这次公共事件的导火索。

中国大陆网络上对此判决的批评几乎是“一边倒”。即使放到法律的范围内,“无期徒刑”的结果也很难有足够的法理支撑。这种“不得民心”的舆情,将当地司法机关以往被掩盖住的种种弊端再次端到了公众面前。

这其实折射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对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推动的“依法治国”的不理解。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达出中国法律应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的观点。

“于欢案”的审判,却很难看出当地法院有理解这种“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精神。

其二就是当地法院认为“于欢案”只是一个“小案件”,没有慎重对待。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恰是这种小问题,小案件,越容易引起民众的“共情心理”,一步步蚕食本届政府苦心建立起来的依法治国的“信任感”。

可以说,“于欢案”带给中国最大的政治警示就是,政治无关事件大小,地方政府严重“小案件”,恰恰才是最大的政治。改掉中国地方政府旧的治理习惯和理念,才是习近平改革的命门所在。

撰写: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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