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谣言与真相 解读中国式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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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4 22:02:40

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往往被看作是最高机密,并不会轻易对外披露,这也因此使得有关领导人健康的传言经常出现。而中国大陆在对“政治人士动向方面”表述时的谨慎,以及政治层面存在着讳莫如深的多种禁忌,通常会投射在“辟谣”的形态上。

近期,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被指健康出现问题之后,中共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5月10日江泽民间接“露面”。上海一所普通的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在互联网社交公共平台账号上发布消息称,91岁的江泽民在电话中说,虽然不能亲自来参加活动,但向师生问好,并向学校表示祝贺。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中国大陆媒体迅速默契地转载了这条消息。

政治观察人士指,这是中共体系在涉及政治敏感话题时,对外辟谣的多种方式之一——舆论话题中的当事人行为“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让谣言不攻自破。“中国式辟谣”对应的是中共政治场内部纷杂利益体系的平衡关系,而真相通常会在不久后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辟谣:中国与众不同?

1949年中共建政,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站在北京皇城前的广场上告诉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宣布中国大陆进入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行列。

不过,毛并没有引入西方现代国家中政党信息披露制度——因为中国大陆的人民没有选择建立三权分立式的西方民主,而是模仿了苏联的共产党国家管理模式,这或许是解释中国式辟谣为何存在的缘由。


江泽民被认为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中国前领导人(图源:新华社)

中国式辟谣的方式各异,在政治人物健康方面,尤为明显。

从2002年卸任中共党内最高领导人职务后,现年91岁的江泽民健康问题就不断被舆论关注,到日前“华山医院危机”,已先后有三次传言称其“身体健康出现危机”,中共三次辟谣时,或“拒绝评论”,或“表示第一次听到”,而第三次“传当事人电话问候学校校长”的方式辟谣。

观察人士指,以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架构下的现代国家,利用发达的传媒网络,不仅会为政党,及政府组织、社会组织,还会为个人提供便利的辟谣信息通道。而大多数西方国家,从中学就开设有培养公民在公共关系处理方面,如何正确使用媒体的课程,造就了整个社会都利用传媒传递事情真相,表达当事人的真实观点。

各种媒体新闻发布会、广播、电视辩论会、报纸的声明、网络时代的直播,这些传媒手段的进步并没有改变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中,人们彼此固守的惯例——信任媒体,并通过媒体公开发表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公认的最简单却是更有效的辟谣方式。

不过,中共并不习惯于使用上述的方式辟谣——宣传机器属于政党,这让中共有足够的资本去以傲慢的姿态回应公众。

分析指,中共近些年所使用的辟谣方式,与其政党内部信息相对封闭的状态有关。不透明的信息帷幕背后,只能让舆论以无尽的想象力去猜测真相。辟谣方式的不同,也指向了中国大陆执政党在利用传媒开放更多内部的信息方面,首先欠缺的是公关意识。

“辟谣”之后

为领导人的健康状况辟谣,几乎是中共体系内部不成文的“惯例”;而对于中共内部突发的政治事件的化解中,作为政党的危机公关手段也会时不时显露出来;在近年的中共官场中,面对舆论场中时有官员落马的传言出现,中共也常常采用各种“辟谣”手法回应。 

2006年2月,港媒《南华早报》报道称,“黄菊罹患胰脏癌”,黄菊时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之后,在2006年6月间,黄菊多次在大陆媒体上露面。有媒体称,黄菊频频露面,表面其在中共政坛的位置依然稳固。

时隔一年,黄菊突然离世。


王立军事件曾引发舆论哗然(图源:VCG)

近年来,在中共诸多的辟谣事件中,王立军的“休假式治疗”是一次突发性事件。

2012年2月6日,时任中国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并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王立军在美领馆滞留约一天,后与中方官员见面,最终自己选择离开总领事馆,并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带往北京并开始接受调查。

事件发生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于2012年2月8日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平台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在接受休假式治疗”。

直到2012年9月5日夜,大陆官媒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已由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被查处前,其辟谣方式也颇具典型性。

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卸任党内职务后,到在2013年12月,中共决定对周永康开展核查前,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周永康曾先后6次皆属于非正式(官方媒介并未正式报道)露面,而中共也默许了周的露面——这种辟谣方式让舆论一度认为坊间的传言并不可靠。

分析指,政治因素是“中国式”辟谣的无法忽略的部分。作为执政党,中共一直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人民福祉”为己任,领导人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前任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关联着中共内部势力均衡的状态,“中共内部势力的稳定程度”决定了中共在对中国大陆民众信息披露、共享方面的开放程度。

观察人士称,在可以“理解”的政治考量背后,是中共尚未做好“向民众进行全面信息公开”准备的现实——从体制变革到政党自信等诸多方面都在修正的阶段。这是个渐进开放的过程,也在考验着中共执政能力真实水准。

撰写: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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