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2020目标:最后艰难的3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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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17:34:39

“2020告别贫困”,中国大陆的这个目标是否能够最终达成——看起来并非是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官网近日刊发文章《2020告别贫困!习近平要求限时完成的目标》,文章承认,“中国中西部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大,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实现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时间十分紧迫、任务相当繁重。”

文章认为,“2017年2月2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共各地官员限时完成脱贫目标”。

分析指,“党媒姓党”,央视将最高领导人对扶贫的要求凝缩成“限时完成”——显然中国扶贫目标的最终实现并非是想象中的那么轻松,而在习近平的观念里,“中共必须在2020年实现对贫困人口承诺的目标”,留给习近平和中共的时间不多了,可以想象其中的艰难。同时,舆论也在反思,面对中国大陆近似“运动式”的扶贫,中共是否真的有必要在时间上给出期限。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图源:新华社)

艰难的“30个月”

包括习近平当年务农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的村民——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农村人口都认为,习近平制定的扶贫政策是“充满情怀”的。

中国扶贫事项的艰难并没有超出“设计者”习近平的想象,这个在中国西北乡村做过7年农民并且当过村长的现任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事实上,扶贫事项,被认为是习主政后主动提出的挑战——这关联到习的政治理想。

不过,即使艰难,习近平还是把扶贫当做是执政党在任期内的工作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作出的庄严承诺。”

“底线任务”、“庄严承诺”,显然是“党媒”央视领会了最高领导人在扶贫事项上的意图,认为中国最高层已经发出了严厉的“限时完成目标”的指令。

兑现承诺——“2020告别贫困!”是需要付出代价和经历曲折的过程。

据FT中文网报道,在贵州省一个叫做强道洞的村庄,村民们对于政府的易地扶贫搬迁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迁入附近的城镇之后,又选择回到过去的村庄生活。

多维新闻注意到,“这项规模巨大,涉及数千万人口的扶贫工程,可能面临某种困境,必须解决来自基层的具体政策操作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

多维新闻在《“政治高地”成“洼地” 中共陷扶贫困境》(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7-06-15/59820359.html)一文中指,和亮眼的政坛成绩相比,贵州在扶贫过程中陷入“洼地”,或更值得外界予以解读,其问题代表性应当形成一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关注,进而助推解决办法的产生。

2017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在扶贫议题上习近平承认,“越往后脱贫难度越大,因为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而当下距离中共定下的中国大陆所有贫困县到2020年实现脱贫的底线,只有30个月的时间了。

被限定时间的扶贫

贵州出现扶贫的“洼地效应”,被舆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中国的“政坛高地”现在仍被看做是中国大陆省份中,对习近平扶贫政策执行得“最到位”的省份。

现在看来,即便是贵州,在完成“2020年告别贫困”的目标上,恐怕亦有难度——易地扶贫后,已迁入城镇的农民再次回到过去的村庄,这会在客观上造成“无法完成总书记制定的目标”的事实。

有观点人士认为,在被扶贫的民众眼中,“被限定时间的扶贫”与“被限定时间的脱贫”感受是不一样的。“扶贫”是党政官员的工作,而“脱贫”才是民众自己的事情。

亦有海外政治观察人士指,中国大陆扶贫的本意和政策制定无可指摘之处,但中央集权的特点一览无遗——政令出自中南海,到地方具体执行时则近似一场“运动”,且由于中共最高层已经划出时间期限,“要求限时完成”,就更促成了地方官员为了保住官职而短视地对农民的切身感受视而不见,用数据造政绩。

评论人士称,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农民搬迁的目的原本应该是脱贫,现在变成为了官员的政绩而农民不得不搬离自己的家园。而易地扶贫搬迁只是中共在扶贫中遇到万千难题中的之一。

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贫困家庭愿意停留在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衷心地拥护当下中共最高领导人制定的扶贫政策,只是,他们无法左右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的不理智行为,不过他们有权力选择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至少那样他们会在感觉上舒服一些。

这样的无奈,实际上增加了实现“2020年告别贫困”目标的难度。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习近平会修改他制定的“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另一面就是保障中国大陆的民众能够在2020年彻底告别贫困。

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负责任地制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实现目标的时间底线,而中共各级地方官员们只看到了目标的时间期限,却不能做到“真正领会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想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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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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