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权力猎手:郭文贵们的末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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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6 00:56:27
 


在中国,政商关系向来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地带,企业家与政府,资本与权力,究竟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从王健林“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到马云“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从媒体评论中国政府将“BAT”视为新的政权拱卫力量,到8月份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的“风波”,由邓小平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持续近三十年的中国式政商关系,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重构”的旗帜在时代的风中猎猎有声。

在中国,从商之人有两项必修课,其一当然是如何更加快速高效地赚钱;其二则是怎样处理与政治、与权力的关系。尤其是当资本规模达到一定级别,后一项的必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在资本希望得到政治保驾护航时,也势必要接受后者的打量和检验。

近日来万达集团的连番变故使观察者们愈发认识到,政商关系已成为当前中国商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海外投资遭到叫停,于国内尽皆出手13个文旅城项目之后,8月18日,王健林西赴甘肃,公布在兰州、酒泉、武威、西固等地建设万达广场的情况,并称将加大投资在兰州建设一个大型文旅项目。

这个稍显戏剧性的资本故事背后,除去精明的商业盘算,也不难嗅到一丝老练的政治敏感。王健林曾将“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视作自己获得成功的法门,不过如今看来,其中的分寸恐怕仍难以掌握。

郭文贵在海外向中共叫板(多维新闻制作)

而相较于同权力小心保持距离的王健林,另一些人则在政商关系的处理方式上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完全放弃合法渠道,选择了最为险恶、最为低劣的路径——成为“权力猎手”。郭文贵、肖建华、车峰、徐翔等人,均是其中典型。

避逃美国的郭文贵仍日日在社交媒体上同中共公开叫板,虽然殊异于在中国经商时期的低调,但二者内在的行事逻辑是一致的,过去郭文贵用金钱美女绑架权力,如今的他则是裹挟舆论,强行向权力议价。

 
梳理郭文贵20余年的发家史可以发现,郭本人从不相信他所宣扬的民主和法制,起于草莽时代的这位中国富豪唯一奉信的只有权力和金钱,他既憎恨权力的无所不能,又沉迷权力为他带来的庞大利益,正如郭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政泉(谐音政权)控股”一样,从底层起家的郭文贵热衷权力与关系网,迷恋构建商业政权,在他看来,政商天然密切,可以相互置换。

北京奥运会之前,郭文贵一战成名,在争夺盘古大观地块的大战中,不但扳倒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刘志华,并且逼迫央企保利吐出到手的“肥肉”,郭文贵利用更大的权力斗败了高官。如今他口必言“老领导”,大概也是在此时种下的心结——既麻醉自己,也希望吓唬住别人。

  • 郭文贵爆料视频制作人“叛变”(图源:Twitter furuidemu101)
  • 郭文贵助理王雁平(图源:Twitter“YongYu1984”)

有评论者将郭文贵这一类商人贴切地形容为“绑架者”:他们逡巡于政商两界,绑架可以利用的所有资本和权力,成为利益共同体;既有着极擅察言观色的机敏,对待盟友几乎可称“无微不至”,而一旦自身利益受损,即便是曾经最亲密的助手,也不惮用凶残的手段扫清道路。

同样围猎权力累积起巨额资本的“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终究也未在中共重构、摆正政商关系的大潮中幸免。2017年年初,肖建华从他长期租住的香港四季酒店被带走,以配合中共有关方面对其资本运作的调查。

所有的权力猎手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财富来自权力,涉险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向权力求援,他们从不相信规则和法律。

至今掌握多少财富仍无从计算的“隐形富豪”车峰,无疑也是个中翘楚。仅根据公开资料,车峰曾掌控着至少30多家公司,其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亚洲富豪榜上的很多人。车峰的发家史中,权力同样时见身影,在民生银行的帮助下,车峰借用环渤海集团代持海通证券,而后转移给自己控制的鼎和创业,赚进30多亿人民币。

而车峰的岳父,则是央行前行长戴相龙,与环渤海集团及民生银行俱交情不浅。当然,目前并未有报道显示戴相龙同车峰的违法资本运作确然有关。

由上述事例可以得见,在权力猎手的眼中,企业家和政府、资本和权力之间,永远不可能出现正常的共存关系,要么搏杀,要么捆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建设“亲”“清”的政商关系,他们则走在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上。

之于志在重构政商关系的中共,“郭文贵们”这样的资本大鳄,当然是不可容的,于是肖建华、车峰、徐翔均已被抓,逃往美国的郭文贵也在2017年4月收到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

尽管他们曾经在政商两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其生存空间正在进一步逼仄,随着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灰色空间的不断挤压,丛林法则终将被新的价值所取代。

这也正是审视郭文贵等权力猎手的必要所在,他们可以被视作污染中国政商两界的“肿瘤”,当一种劣质文化在政商两界完全暴露并得以剔除后,真正的重建就将迎来一个健康的开始。

撰写:呼延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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