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从王元宝沈万三到刘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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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31 10:02:57
 
唐代志异小说《独异志》中记载了一个颇令人震惊的炫富故事:开元年间长安有一富人王元宝,家资巨万,玄宗问他有多少财富,王元宝答,“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古代常以布帛为通行货币,唐制四丈布帛为一匹,一匹也叫一缣,可知元宝之富。

又有一事传唐玄宗某日在含元殿坐望南山,看到一条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于是叫来王元宝,元宝说“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玄宗不由感叹,“我听说富到极点可以和贵相匹敌。我是天下的贵人,元宝是天下的富人,因此只有我二人能看到。”

盛唐时节,大兴土木,王元宝以从事房地产相关行业——贩卖琉璃暴富,竟至于在皇帝面前泰然夸耀,而玄宗不以为忤,端是奇事。但另一位知名大贾就无如此好运了。独资修建三分之一南京城的沈万三堪称明初首富,“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而后向朱元璋献媚犒军,“愿每军犒金一两”,却料洪武皇帝不喜反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虽在马皇后劝慰下逃过一死,终究也经不起皇权几番打击,不久便家道没落。

同样是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家,何以元宝跟玄宗就谈笑风生、政商融洽,沈万三却落得树大招风、身死财散。这其中大概有一层深奥又浅显的道理,从来权力视金钱总是亦敌亦友,时也势也,后者不光需要有柔软的身段,还得一些格局之上的智慧。

周庄是沈万三故地(图源:VCG)

中纪委机关报近来推出一个专栏,名为“我与这五年”,主旨是各领域代表人物从自身角度出发讲述中共从严治党五年来的变化,其中宗庆后和刘强东的两篇文章引起外界关注。一者是实业代表,从事实体经济多年,一者是后起之秀,已成长为互联网产业中的超强一极。

宗庆后在文中说“民营企业是从严治党受益者”,“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更加和谐——“我搞好经营发展,你做好监管服务,彼此亲密合作却又清淡如水。”“歪门邪道走不通了,竞争更加公开、公平、有序,企业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诚信经营和创新发展上来。

刘强东则强调京东集团“正道成功”的价值观,为“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背书,“企业的兴旺,需要大环境的支持和良好社会风气的滋养;党和国家的大目标,也需要企业和社会广泛参与。”“我相信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将通过走正路、做好人,用自己的才智和汗水创造美好的生活。

“走正路、做好人”的刘强东在更早之前还曾发出一段谈及“共产主义”的宏论——“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当然了,在学理上实打实的可行性并不十分大,技术前景也未必乐观,还透露出一些似乎年轻人的稚嫩和率性,仿佛对信念充分笃定者畅快的幻想。

刘强东近日在中纪委机关报刊文(图源:VCG)
 
但很多时候,这种“不切实际”是最叫人喜欢的。对于国家,再大的企业总是一个小我,最终还是要主动融入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更庞大更总体的目标服务,个人英雄主义偶然为之足矣,特别是贪天功为己有,还以察言观色自得,还时常挂在嘴边,还揣度失当过犹不及,就显得昏迈了。

二代有此行径尚可原谅,终究在海外浸淫长大,忙的都是大人们看不懂也不关心的产业,网红换的再勤,毕竟只是添些茶余饭后的话佐料,无关紧要。设若王元宝也不安守本分,拿着官府的通行证起房架屋之外,竟将珍贵的建筑材料琉璃大批搬到海外囤积居奇,即便玄宗天生是富贵乡人,对金钱没什么概念,恐怕也不会与他客客气气了。更不必说面对苦寒出身的朱元璋,只知炫富的沈万三又如何不会触动天威呢。

有人说政、商就像一个双船编队,航速太快时不宜靠得太近,否则伯努利效应发作,难免出现船吸现象损财伤人,最好是亦步亦趋,既不干扰影响主要航向,同时也得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补给、或保障、或拓进、或随扈,总而言之,要分得清主次,辨得明轻重。

国家处在上升期,各领域一荣俱荣,资本的活动空间无限大,不过时代的车轮有其轨迹,总有某条隐含的主线在一以贯之,明智者度其势而从之,纵有小咎无伤大雅,投机者查言行而献媚,虽似一帆风顺,其实早已驶入礁盘。

历史和现实是互文的,有人艳羡风光潇洒,有人看到前辙教训。

今人常喜谈论胡雪岩、盛宣怀旧事,信口拈来红顶商人行走政商两界如鱼得水经历,对胡庆馀堂和轮船招商局津津乐道,但胡雪岩最终郁郁而死,盛宣怀亦遭革职,足也可为镜鉴了。

古今各有各的故事,其实也是同一个故事。

专栏:呼延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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