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佬退居幕后 华资在香港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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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3 00:23:23

在香港叱咤风云半个多世纪的华资企业,正面对着何去何从的时代选择。马云、马化腾等内地年轻一代巨贾崛起,国有中资企业大举入港,挑战香港的华资企业。在退与不退中纠缠的华资大佬,想不到在华资家族企业交棒时,正逢内地经济蓬勃发展,中资企业在香港涌动。华资会因此在香港退潮吗?本文摘自香港《超讯》杂志,作者王亚娟。

李嘉诚曾是维持华人首富地位最长的香港人、被不少香港人称为“李超人”(图源:新华社)

在刚刚过去的7月,李嘉诚三天内两次登上报纸头版。第一次,是7月27日,这位香港首富以412亿港币(1元港币约合0.1278美元)拟收购德国能源公司依斯塔,加仓欧洲。第二次,7月29日,即李超人89岁生日当天,他如愿收到了一份大礼:以144.97亿港币的价格成交,成功出售和记环球电讯。

作为三十年来,特别是过去七年来这个世界最繁忙的资产交易者之一,李嘉诚这样的动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几乎是同一时间,另一则有关他的消息也甚嚣尘上:“超人”要退休了。

对这引起城中热议的话题,传媒一拥而上,前往求证。李嘉诚本人表示,退休尚无明确时间表,届时一定会宣布,原则上会交棒予长子李泽钜。此外他还透露,很多年前已安排好公司交接事宜,退休后会继续担任集团高级顾问。不难预料,年届90的李嘉诚,距离功成名就后的交棒应该不会太远。

纵观香港商业社会,上一代华商领军人物普遍年事已高。除了李嘉诚,已经退位、半隐退或即将退位的,还有李兆基、吕志和、郭鹤年、何鸿燊、施子清等等商界大佬。把自己几十年来打造的版图,从政治领域到商业经营都逐渐交到二代手里,成为他们日益迫切的现实需要。

他们所掌管的华资企业内部正经历着新一轮权力交接,管理权从10后、20后转移到50后、60后新生代手中。在大佬逐渐放权、新人慢慢上手的交替时期,恰逢中资大举进港,来势汹汹。坊间开始忧虑,未来的香港商业社会,新人能否守住华资地盘?华资是否会面临退潮危机?

这是否标志着,香港商业社会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及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香港顶级富豪普遍已届耄耋之年

20年间,中国大陆先后涌现出一批依靠互联网与新技术迅速累积财富的企业家。以BAT这些互联网新贵的急速冒起为标志,中国大陆的顶级富豪群体已经呈现年轻化趋势。

同一时期的香港,富豪榜单却始终被几位“老面孔”占据。李嘉诚、李兆基等传统富豪的地位似乎牢牢不可撼动,几乎没有新的港资财团可以冲击旧有的巨贾格局。

2017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显示,在前十名华人富豪中,大陆占了六席,平均年龄为49.8岁,而香港占四席,平均年龄是74.4岁。不同于大陆的商界巨擘大多正值青壮年,香港的顶级富豪群体普遍已进入耄耋之年。两地富豪之间的年龄差,几乎跨越了一代人。

正因为此,当王健林、马云、马化腾等人野心勃勃大举扩张其商业版图之际,香港的华资大佬们正将自己积累数年、高度集中的财富与权力,在家族企业内部进行交接。

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长子李泽钜,从21岁自斯坦福大学毕业就进入长实从基层干起,早在1994年即担任集团副主席,行事风格低调、稳健,有“小超人”之称。2012年,李嘉诚对外披露自己巨额资产的分配方案;确定由李泽钜接班,次子则给予资金让其在家族企业外开拓。

财富分配容易,企业的经营继承才是家族企业常青的关键。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李嘉诚明显放权,李泽钜也一改过往随侍父亲的状态,更多地在企业各种大型计划中独当一面,包括分拆港股挂牌的电能实业及长江基建等。加之2013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可以说“小超人”从企业经营到参政议政都已站到了第一线。

在李超人分家产的同年,新世界集团已由郑裕彤长子郑家纯掌控。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则在2015年有了“交班”动作:时年87岁的李兆基从7月1日起离任公司主席以及董事总经理等职务,但保留公司执行董事一职,公司主席由小儿子、时年43岁的李家诚接任。

亦是在2015年,身为九龙仓及会德丰集团主席的吴光正正式宣布退休,并将交班儿子吴宗权。旗下零售业务与上市地产业务分别交由长女吴宗恩与次子吴宗权,两人在负责领域有绝对决策权,其余家族成员不得干涉。

虽然暂无退休计划,但86岁的嘉华国际主席吕志和公布的分家大计更为具体:澳门业务将会由长子吕耀东负责,次子吕耀南负责美国业务,幼子吕耀华负责本港业务,长女吕慧瑜将负责酒店业务,幼女吕慧玲负责公司行政工作。

无论是哪一种交班形式,我们不难从这些富豪的分家、传位动作中窥见正在香港各大家族企业内部上演的传承大戏。以上的种种迹象表明,各位华商大佬对退休早有准备,至于何时退居幕后,如何分家给后人,则是各有打算。

主动引退或从香港撤资

耄耋之年的香港首富李嘉诚,断然不会想到,在晚年被扣上“跑路商人”的帽子。

但是,作为华人社会的商业巨头,李嘉诚的一举一动无疑被放在了显微镜前,稍有不慎即会站到风口浪尖。

两年前一篇疯传网络的文章喊着“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斥其撤资行为是“宁与友邦,不与家乡”。

一时间,“跑路”的帽子被扣到他头上,批评之声如石子般落下,过去数十年间建立起的“爱国爱港”商人形象开始动摇,岌岌可危。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大量抛售内地资产开始,李嘉诚在海外收购近1,479亿港元。多数看客归纳出一条清晰可见的“李氏套路”:抛售中国大陆、香港资产,转战欧洲。

这样的动作环环相扣,串连起来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海外布局。尽管李嘉诚一再否认从香港撤资,表示“生意规模大小会随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作出决定”,但坊间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使得李嘉诚的操作变得十分敏感。

抛售中国资产,并不止李氏家族一家。7月10日,中国第一大航运企业中远海联合上港集团,以63亿美金收购董氏家族的东方海外航运。

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家族经营了72年的家族企业易主,中远海控不止掌握了香港最大船运命脉,还将一跃成为按运能计算全球第三大集装箱运营企业。有媒体解读,此次交易不仅标志世界航运格局的变化,还显示香港富豪一代的逐步退隐。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华人家族史研究学者郑宏泰对此分析认为,华资大佬在交班前会有一些策略安排,其中资产的海外布局也是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会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对香港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选择将投资多元化,进行全球化的布局,以此来规避风险。”郑宏泰说。

中资来潮是“时代的必然”?

回归二十周年,华资开始加快海外布局节奏,香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中资来潮。中资涌港气势如虹,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将此形容为“时代的必然”。

自1842年香港被英国强占后,英资财团开始活跃,四大洋行怡和、太古、和记及会德丰几乎垄断香港的主要行业。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华资家族企业渐趋崛起,李嘉诚家族、郭炳湘兄弟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等等。

到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些华资家族财团相继吞并了部分英资财团的重要上市公司,发展到可与英资财团平分天下。

郑宏泰对《超讯》表示,80年代,英资已经将主权移交问题纳入企业战略发展的考量范畴,对未来不具备信心,因此开始转为保守态度,较少再将资金投放到地产上。同时,因为华资的本土联系较强,并且得益于股市和楼市的发展,得以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之后,华资因回归,借助中国大陆政策支持与广阔市场,持续扩张。

“很难说当年是华资挤走了英资,准确说是英资在主权移交前,判断未来有风险,因此不敢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地产当中,错过了便宜地皮的开发,而只是守在香港岛一些核心地段。英资主动撤离,这也给华资留下了发展空间。”

如今大陆经济飞速发展,中资势力崛起,在香港市场来势汹汹。国企、民企齐头并进,大举在香港猎地建屋。梁振英在任时期,中资五年斥资422亿来港抢地。在投资速度增长的同时,中资发展商的投地方式也逐步改变,过往主要与港资合作,现在则是独资买地。

如此进取、疯狂的投入,无非是看好香港这块市场,希望在未来香港地产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这看似庞大的投入却仅仅占到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九牛一毛,并不足以撼动香港几家本地大型地产商,毕竟后者已经占山为王,留给中资的进入通道很窄。

香港资深传媒人、爱佑慈善基金会总干事郭一鸣接受《超讯》访问时认为,中资在香港地产领域虽然动作频繁,但目前说它会挤占华资市场还言之过早。抢地是市场行为,但具体操作未必符合市场规律,中资的表现还有待观察。

成功与否,现在断言还太早。只是一点:中资企业一直没放弃过在香港地产中分一杯羹的想法;虽然一开始其尝试谨小慎微,中间也有过长期的停顿、摸索,但它正在向外界释放过这一信号,即:他们会加速、大力地进入香港地产。

不过,中资在香港金融界实乃遍地开花、势如破竹。九七主权移交后,香港从世界的自由港,成了中国的帐房。经过20年,中资企业、中资金融机构、中国人才,在香港形成紧密结构,在被誉为世界三大“纽约、伦敦、香港”的香港金融中心,逐渐掌握话语权。

回归以来,香港十大IPO上市顾问投行从外商银行主导,到今天前十大有九家是中资银行。相较于港商及外商银行放贷保守,中资银行愿意承担高风险贷款,在香港的市占率乘势上升,一如30年前港资取代英资的情节,中资投行以低价抢下市占率。

中国金融市场的产品发行、商业模式、交易结构,其变化之快,香港或其他市场都跟不上。许多华资银行想要“小而美”地活着都成了奢望,最终难敌被收购的命运。如果再来历数2010年之后的香港本地证券行被中资券商收购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华资在金融业已经强敌环伺。

郑宏泰分析,目前金融领域,中资收购、兼并华资是大势所趋,比如说创兴银行、永隆银行、大新银行,这些均属华人家族企业,后被国企收购。“未来金融业的发展,国家资本可能力量更大。比如说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一带一路”的大项目时,没有中国银行等拥有的国家背景,也不能够拿得到项目。”

如何对抗“富难过三代”传统宿命

华人家族企业内部,亦需对抗自身的宿命:“富难过三代”。

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在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中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家族企业的成败盛衰,很大程度上倚重于创业家长及其接班人的判断、经验、魄力、内部的亲和力及外部的人际关系。

根据郑宏泰的研究,“富不过三代”的占了多数,因为要富过三代是“违背自然”。赤手空拳打下江山的大家长,往往在恶劣的环境里饱经考验,锻炼出足够的危机处理能力,并且大多天生具有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儿孙天生能获得。财富可以转移,但人脉、商业网络等无形资产难以完全转移。因此,家族企业的传承并非易事。

华人家族企业几乎垄断了香港包括地产、零售、船运在内的各行各业,但大多数家族难以接受将企业交到外人手中,因此这些企业的大家长早早开始培养接班人,部署企业传承事宜。

据了解,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两兄弟念中学时,就被父亲带到公司开会。李泽钜在斯坦福大学念建筑专业,也是遵从了父亲的意见。言传之外,还有身教,近年来李家越来越多“父子齐上阵”的场景。

为了给二代铺设好政经网络,每逢重要场合,或与高层会面,富一代们也常常带着儿子前往。早在2003年,38位香港富豪受到国务院港澳办的邀请赴京,受邀的香港富豪可携带一名家眷同行,伴随富豪来京访问的有不少是其衣钵接班人,包括吕志和和吕耀东、胡应湘和胡文新、曹光彪和曹其峰、李兆基和李家杰、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等。彼时的企业掌舵人已经着手让子女建立自己的人脉,“父子团”成为这个钻石级访京团的又一别称。

除了跟随父亲接触他们的社会网络与人脉关系,“富二代”们也有意识地搭建自己的平台,希望能跳出父辈的光环。前全国政协委员、恒通资源集团主席、著名书法家施子清博士之子施荣忻,2006年成为香港菁英会创会主席。这个被外界看作是聚集“富二代”的平台,在创立不到两年便成功申办博鳌青年论坛,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2008年,施荣忻又与与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之子李家杰等人发起成立“百仁基金”,组织青年人从事慈善工作。

此外,他还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深圳市政协委员。2014年,尚未40岁的施荣忻被委任为“太平绅士”,这是施家除了父亲施子清、二哥施荣怀以外的第三个太平绅士,施荣忻本人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环和荣誉。

除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上下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在于,他们大多采取家族控股和雇用专业人士经营的模式。“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具有更强的危机感,对市场有更高的敏感度,上下紧密团结起来,焕发出很强的生命力。”郑宏泰说。

另一方面,中资国企、民企倚靠着内地巨大的市场、更多的人脉与平台,以及在“一带一路”等战略中所需要的国家资本力量,亦有足够的动力与底气来港争夺地盘。

中资与华资在香港市场上的竞争尚未进入明朗期,坊间众说纷纭。香港商业社会的新一代接班人表现尚待观察,未来几年双方会以何种姿态战场见真章,现在还难以断言。不过有一点倒可以肯定: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华资取代英资的历史正在重演。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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