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镇摇滚青年:滚来滚去的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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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站在这里,这个熟悉的城市,依旧没有改变味道,只是身边少了个你,那一年梦想绽开翅膀,那一年风找不到方向”,这是克杰——一位土生土长的小镇摇滚青年半生唯一的一段原创歌词。歌曲的名字、韵脚、旋律、节拍,他想了五年也没想好,“对摇滚来说,那不重要”。

2017年8月,克杰毅然决然离开位于巍巍太行脚下的老家前往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拉萨。现在的拉萨正在成为继丽江之后另一个都市里的疲惫灵魂躲到霓虹阑珊的酒吧逃离庸常生活的所在,当地对在海拔3600米还能吼摇滚的驻唱歌手需求旺盛,自诩为一粒铜豌豆的克杰因此想在拉萨北京路、民族路的酒吧间找找人生机会。

背负着“小镇青年”和“摇滚青年”的双重轭,克杰的前半生从不安歇,从不回望,从不与命运和解,他活成了一个别人眼里的废物,也活成了小镇青年和摇滚青年群体命运的象征。“看过电影《阿甘正传》吗?我有点像里面的女主珍妮。”克杰的嗓音沧桑沙哑,那是用无数苦闷彷徨岁月精酿出的一杯回甘美酒。

象征叛逆的长发、脏辫曾经是摇滚歌手的信仰和生命(图源:多维记者/摄)
公投为贼

2001年的中国正处于所谓“人口红利”的鼎盛时期,从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到长江三角洲的繁华都市,各地的初中教室里塞满了青春期躁动难遏的少男少女。克杰就读的初中隆尧二中每个班级的人数都破了百,灰色水泥地面的教室放不下一张多余的凳子。

延续至今的中国城市化大潮自那时发轫,大江南北的建筑工地都急需年轻肯卖力的小工,工资按日结算,一天10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01美元)。但即使如此廉价的工资,也远比农民从土里“刨食”一年的收成多得多。作为理性经济人,见识过城市花花世界的农民,纷纷劝说家里的孩子辍学到工地挣钱,几乎成为一股社会风潮。以克杰所在的98-4班为例,初一的一百余名同学到毕业只剩下不到60人,约40%的同学已经辍学打工,其中还有个别学习成绩优异者。

克杰属于那40%,但他不是主动辍学,而是因为“手不干净”被学校开除。“有人诬告我(偷东西),(班主任)黄彦国刚毕业的生瓜蛋子就信了,直接到宿舍翻我的床铺,他这是什么意思?这等于告诉全班同学我是小偷!当时我就怒了,发了疯似地阻拦他;他也年轻气盛,就非逼着我把桌椅搬走(退学)。当时真想照他脸上给他一拳,结果被同学孟飞拽住了”,克杰回忆道。

“英明班主任”黄彦国决定在我们那栋褐色的老旧教学楼里开展一场小小的民主实验,由班级全体同学民主投票决定克杰去留,“同学们!祛除祸害,人人有责!”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一样,威权下的民主结果可想而知,开除克杰的议案在班级投票中获得一致通过。

当晚,克杰就搬着桌椅回家。老实巴交的父亲把他吊到房梁上,抄起碗口粗的棍子往死里抽,一下、两下、三下、十下、二十下、三十下……“我爸下死手打啊,心里突然一阵害怕,我会不会就这么死了?”心底突如其来一阵恐惧,克杰的汗毛一根根倒立起来,心脏咚咚咚咚猛烈跳着似乎在与死神搏斗。

当时,克杰的叔叔就默默坐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烟火一明一灭仿佛合着父亲抽他的节奏。等克杰的父亲打累了、打不动了,克杰叔叔才问克杰:“侄子,你说实话,到底拿没拿?”“我没拿!”克杰用最后一丝力气拼命喊道。“行!哥,咱们孩子不能被人白冤枉……”后面叔叔跟父亲的对话,克杰已经记不清了,但他最终再也没能重回那满是断头石雕的初中校园。

如今说起这桩16年前的陈年旧事,克杰的情绪仍然不能自已,“前不久,我在(初中同学)微信群里把黄彦国怼了,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件事,知不知道对我造成多大伤害。黄彦国怂了,求我原谅,我原谅他个蛋!

考上大学几乎是小镇青年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但漫长的投资期和巨大风险令人生畏(图源:VCG)
吉他三月通

辍学之后,克杰到村旁的石头山上搬石头,“既然不能靠上学出人头地,那就老实卖苦力多挣点钱吧”。搬石头的日子每天都像一生一样漫长,雷管炸开的石头堆积的速度永远比工人搬的速度快,猛烈的太阳高悬在头顶,炙烤着少年稚嫩的皮肉和尚未枯死的心灵,跟搬石工“祖师爷”普罗米修斯一样,克杰的日子陷入了可怕的无望循环。

那个时候,台湾青春偶像剧霸占着中国大陆的电视荧屏。克杰疯狂地迷上了许绍洋主演的《薰衣草》。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在薰衣草花田里弹着吉他的场景,满足了一个十六岁少年关于浪漫的所有想象。一个偶然的机会,克杰在东山南小学一个老师的办公室角落里见到一本封面被撕掉的书——《吉他三月通》。

“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本书。”克杰满脸认真地说道,一头卷发在镶嵌着中式纽扣的白色T恤映衬下格外乌黑,左手腕缠满手串,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不羁的艺术家气质,“不然我这辈子真的就只是一个打工的农民,不知道摇滚,不知道许巍”。

克杰恳求老师把这本没用的破书赠他,又问发小召召借来当时乡下的稀罕物吉他。从初识简谱来回拨弄哆来咪发唆啦西,到自如弹奏《蓝莲花》的唆啦哆来咪来哆啦,照着《吉他三月通》练习一年之久后,克杰终于可以弹奏一首完整的歌。“一边搬石头一边学弹吉他,一年就能学会,我感觉自己是个摇滚天才”,此时的克杰觉得小小的东山南村已经盛不下膨胀的他。

于是,他怀揣着成为摇滚歌手的音乐梦想以及20块钱独自乘车北上闯荡北京。在三里屯,当克杰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酒吧和KTV,街道上的繁华和橱窗内的辉煌让他由衷觉得自己肮脏不堪,浑身上下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穷酸气味,仿佛浑身烂疮的乞丐误踏入国王的宫殿,窘迫得坐立不安。

克杰不敢直视酒吧橱窗内那些衣着光鲜的老外和白领,像只脏兮兮的流浪狗一样逡巡在酒吧门口聆听驻唱歌手们的吉他弹奏,而这些驻唱歌手的吉他演奏水平已足以将克杰的自信击得粉碎,他终于明白东山南与三里屯的差距绝不仅仅300公里的空间距离,他才知道背上那把价值300块钱的“昂贵”吉他连进酒吧驻唱都不配。

那天,克杰一直在三里屯徘徊到晚上8时,才终于鼓足勇气推开一家酒吧的大门,用方言怯生生地问酒吧经理:“这儿缺服务生吗?”酒吧经理用旁光扫了一下克杰背上的吉他,轻蔑地问道:“你,会英语吗?

当晚,克杰就借钱买票回家,第一次北漂之行就这么灰溜溜地收场了。

撰写: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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