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用人观全剖析】启用“闽浙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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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2 05:23:35

中共十九大最后两周倒计时,五年一度的政坛人事大调整进入最高潮。过去五年,以薄熙来掀起的政坛震荡为起点,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他的“政法系”、“石油帮”彻底瓦解,曾经的“中办大秘”令计划被查,曾经掌控中国军队十年的郭伯雄、徐才厚落马,极有希望冲击政治局的天津市原市委书记黄兴国未能“转正”即被调查,五年来一直被视为“政治新星”的孙政才成为又一名落马的政治局委员。

伴随疾风骤雨式的反腐和打破常规惯例的人事调整,十八大前所谓的“太子党主政中央,团派把持地方、地方派系势力衰”的说法正在被打破,外界看到的变化是,元老政治从政坛彻底退出,出身闽浙两省的官员受到重点提拔,所谓“团派”逐渐消弭,以军工系为代表的新技术官僚“逆袭”。

在五年所积累的经验和基本盘下,十九大的人事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习近平又将展现怎样的用人观,以及这位建国后出生的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将对当下中国所处历史阶段作出怎样判断,对此进行观察,或许能对习近平任期内的中国政治有一个全新认识。

必须要承认的一点,习近平在用人上更倾向使用自己“熟悉的官员”(图源:Reuters)

除了任用发于“州部和卒伍”的官员外,必须要正视的一点,十八大后获得快速升迁的官员都曾与习近平的仕途有所交集,也就是说他们是习“熟悉的人”。这些“熟悉的人”中,既包括习近平大学同窗陈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也有中学时代旧识刘鹤(中财办主任,发改委副主任),还有任职中央时的部属,如何毅亭(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书磊(中纪委副书记)等,但更多的是习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时的同僚、旧将、亲信,其中以浙江为最,包括钟绍军(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黄坤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蔡奇(北京市委书记)、陈敏尔(重庆市委书记)、李强(江苏省委书记)等一众老部下均获高升。

以陈敏尔为例,按照他今天重庆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十九大上挟“直辖市一把手”之位基本可以确定晋升政治局委员。但是似乎也有很大的变数,重庆市委书记也只是过渡,不排除他直接“跳级”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

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三。首先是陈敏尔的浙江执政经历。十八大后闽浙官员的集体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敏尔作为“闽浙官员”中的代表人物,与习近平的共同工作履历使得他对今天中央高层在推行的各项改革,极具洞彻力和执行力,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四个意识上素质过硬。

其次从其晋升途径来看,陈敏尔从2012年开始就成为中央重点“培养”的官员。例如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7月,为了让陈敏尔能够拿到“中央委员”的入场券,在栗战书离开贵州后,陈敏尔立刻被调往贵州担任省委副书记,入选“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既成为“封疆大员”,同时也为后来五年的不断晋升得到了“党内保障”。当时就有坊间议论,这是中共高层为陈敏尔仕途更进一步所作的铺垫。果然,不到两个月,2013年1月,陈敏尔升任贵州省委书记。

此外,今年4月2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代会闭幕当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贵州全票当选十九大党代表。这是自十七大、十八大至今近十多年来,习近平的选区首次从上海变为贵州。外界将此视为中共最高层支持陈敏尔的信号。另外王岐山在“神隐”近40天后,于6月22日现身贵州,大谈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迎接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做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更是加深了这种猜测。当时便有评论认为他“很可能代表中央完成了对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的政治考察”,从后续陈敏尔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来看,似乎得以印证。可以说,在创新经济和民生扶贫成为中共考察官员关键指标的当下,带有浙江标签、政治新星以及“60后”年轻大员特徵的陈敏尔,既有足够的地方政绩,也得到中央高层明确认可。中共十九大将是他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点在海内外曾经引起不少争议,例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认为“习近平招募‘之江新军’巩固权力基础”,《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尽可能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路透社则认为“习近平将大量启用任职浙江时的亲信故旧,未来几年约200人将得到提拔。”外界会有这样的判断,首先还是缘于老一套的权斗思维,认为中共内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人事布局一切是为了个人权力。其次,习近平上台后,全面改革旧的人事任用体系,特别是习的第一个五年,雷厉风行的做派,整肃官场的疾风骤雨,自然容易引起注意。

但是平心而论,不论是与中国历史还是其他国家相比来看,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和务实的选择。用中国的一句古语来说就是“举贤不避亲”。早在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就说,“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複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

确实,知根知底是最直接的。知道所用之人的特点与长处,可以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使用,正所谓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例如在对王岐山、刘鹤、何毅亭的任用上,习近平就很有眼光和远见。

先说王岐山。实际上,习近平与王岐山的关係一直很好,两个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早年同在陝西上山下乡之时。彼时,两人还合盖过一床被子。选择王岐山作为反腐、党建的副手,习近平看中的,除了王岐山的个人能力,还有他不惜一切敢闯敢干和不手软的拼劲,以及不拘常规、粗中有细、头脑清醒。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王岐山身上的社会主义情结,以及手中那条历史唯物主义的“鞭子”。经过五年的检验,证明十八大前外界质疑的“错配”不仅没错,反而是成果显著。

再说刘鹤。现年62岁的刘鹤与习近平自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101中学上学时就已相识,作为习近平圈内成员,刘鹤2012年曾陪同刚刚就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南巡深圳,该次视察与1992年邓小平旨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南巡异曲同工。

而与习同乡的何毅亭有知青和工人经历,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多次陪同习近平外出调研,并着有《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现代领导哲学思维:领导智慧的养成途径》、《领导干部新视野》、《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治理新思维》、《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实务·案例》、《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公平观》等书。

从王岐山、刘鹤和何毅亭的案例可以看出,一方面,习近平清楚各自的优势,所以分别安排中纪委书记、中财办主任和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专人发挥专长。另一方面,因为曾经的共事经历,王岐山、刘鹤和何毅亭也清楚习近平在反腐党建和经济领域究竟“想要什麽”,王岐山“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吏治、刘鹤在改革和中国经济“L”型走势的判断,何毅亭在“政府治理”上的论述,都契合习近平所思所想。

另外,用“熟悉的人”可以使自己的执政思路有效传达,并付诸实践,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失控或无谓的消耗。从习近平在中央层面的人事佈局来看,政治、经济、组织、党建、宣传等关键位置都大量起用“熟悉的人”,上文谈到的经济层面的刘鹤、党建领域的何毅亭自不用多言。同为清华大学室友的陈希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在组织人事上为他把关;上海任职期间大秘丁薛祥担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办副主任,替他掌管中枢机要;在福建、浙江时的旧将黄坤明进入宣传系统;习近平在沿着自己用人哲学来打造自己的班底。

可以看到,这些官员除了与习近平有过不容忽视的交集外,他们最终走到了习的身边,身上所具有的低调、务实的共同点亦是关键。可见,与习有过密切合作的、有能力并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是习打造班底的最基本要素。作为一种政治逻辑和必须途径,对重用“熟悉的人”有助于迅速稳定政局并形成推进改变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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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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