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救党”五年 剖析中纪委的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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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9 22:20:05
习近平与王岐山在中共十八大稍过即以拿下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打响反腐战役(图源:Reuters)

北京时间10月9日召开的十八届中纪委第八次全会,是本届中纪委最后一次全会,将要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交总结过去五年成绩的工作报告。这也意味着,本届中纪委的工作至此划上句号。自中共十八大后开始的大范围的猛烈的反腐行动,也暂告段落。

反腐是过去五年中国最热点,主抓此事的中纪委也极受关注。这一机构是如何推进反腐、在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自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理解中共政治现状和动向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王岐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排名第六。但是越来越多的政情观察者认为,经历过去五年的反腐与改革,王岐山在常委中的实权和声望可能更高。这种观感的产生主要源自中共十八大后立即开场的由中纪委主导的反腐党建。

习近平顶层设计与拍板

中纪委的反腐与党建,自始至终都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顶层设计与拍板决策。这也是其在遭遇阻力、反弹之时能够持续推进,最终达到整治官场生态、建立有效反腐制度的关键。

每一届中纪委领导班子的出台时间都要先于同一届中共中央领导班子。2013年1月22日召开的十八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中共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出席该会并发出反腐党建的冲锋号。

习近平当时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

此后,2014年1月14日召开的本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201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次全体会议,2016年1月12日召开的第五次全体会议,2017年1月6日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习近平都亲自坐镇,对反腐党建作出宏观方向性指导。

其中如“打铁还需自身硬”,“抓住‘关键少数’”等说法,也被引为反腐要论。从腐败和反腐败是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再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成为外界理解这场自上而下强力反腐行动过程的三段总体形象描述。

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是中纪委推动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还是拿下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等位居高层的官员,都离不开中共中央的决策,特别是作为其领导核心的习近平的最终拍板。

王岐山高效反腐与党建

作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在过去五年反腐党建过程中的角色同样至关重要。改革制度、修改党纪、在每一个打“虎”大案的具体过程,诸多政治行动都有王岐山的参与和负责。

制度性改革与规则修订,是反腐的根本途径。中纪委五年党建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例如,改革和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加强“政治巡视”,从常规巡视到专项巡视、“回头看”、“机动式”巡视;强化中纪委自身相对独立和垂直性管理系统;筹立并试点监察委相关机构;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与《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推动修订《国家监察法》。

在此期间,厉行“八项规定”、开通中纪委监察部官网、清理“裸官”、推动展开“天网”行动等等,也都曾在官场掀起一轮轮震荡。而且,这些行动已经持续至今,仍无平息迹象。

与这些相比,更受关注的则是在过去五年里被处分的一大批官员,尤其是位居高层的“大老虎”。

其中有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在任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副国级的中办原主任令计划与中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两位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与徐才厚;正部级中落马者有白恩培、周本顺、王珉、黄兴国、王三运等曾为省级地区一把手的官员,中央部委一把手则有蒋洁敏、杨栋梁、李立国、孙怀山、项俊波、杨焕宁等人。

中共反腐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观察点(图源:Getty)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十八大以来,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局级官员8,600多人、县处级官员6.6万人。乡科级及以下党员人数则达到134.3万人。

有政情观察者表示,经过过去五年大范围的猛烈的反腐行动与制度性的党建成果,中国政界长年肆虐的腐败现象虽然远未根除,但也已得到明显遏制,生态与风气有所净化和改观。由此,也巩固了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有所动摇的政权合法性,并成为当下中国改革、建立新的稳定高效的政治秩序,以及延续发展势头的关键作用力。

反腐的三大挑战

不过,这场反腐自开始起,就伴随着外界不断出现的质疑。这些质疑或者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今天的反腐,实际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二是很多人还是认为认为今天的反腐仍然是运动式的,并且难以向制度化转移。三是认为反腐导致官场庸懒无为现象。

熟悉中国政情的分析人士表示,这些质疑的产生与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背景有一定的关联,很难将其完全否定,但是以此来认识过去五年反腐,则不够“全面”和“准确”。

比如,所谓反腐是为了“权力斗争”的看法,仍然是旧有的西方观察中国政治的方式,忽略了中共对于亡党亡国危机的清醒认识。比如,认为反腐无法从运动向制度转化,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去观察中共在反腐制度如巡视组制度、监察委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这场发生在中共内部的反腐,对其推动者而言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在维系稳定大局和发展连贯性的前提下,不免有政治力量之间的对垒、碰撞与挤压,但是通过建立和强化制度、程序反腐的方法,辅之以必要的强力行动,呈现反腐力量对腐败力量的形成压倒性态势的结果,以及十九大后也难以停歇的全局性和制度性反腐惯性。

反腐与后来出现的官场无为现象,应该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不过,不作为行为主要表现在腐败违纪官员身上。通过持续深入反腐剔除腐败官员、加强问责监督体系、建立“能上能下”人事任用规则边缘化庸人懒人、鼓励官员“试错”等等方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振了官场生气。

尽管如此,中国官场腐败已是沉疴旧疾,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如果反腐劲头稍歇、纲纪稍弛,都极容易出现反弹,形成动摇中共执政根基的危机。

撰写:青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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