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矛盾变化 十九大应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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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3 04:06:37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吃重,其内部政治的国际外溢效应越发明显,而因为中国又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透过其强大的组织体系深入控制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国家的整体发展方向和节奏有着根本性影响,其执政方针与理念的转变,更是有着非同于一般西方民选国家的重要意义。所以,研判中国政治社会的未来变化,必须要对中共有透彻认识,而对中共的透彻认识,又必须要对其执政思维进行透彻研究。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中共的主要思维模式(图源:AFP)

矛盾:中共施政的内在驱动

中共的执政思维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泽东1937年的《矛盾论》中就能找到确切答案。毛在这篇他日后时时提起的文中写到:“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因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一直被中共奉为官方哲学,作为最根本法则的矛盾论,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共执政思维的核心范畴。为此,毛泽东还作出了进一步解释,他既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又提出了主要矛盾的论述,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他强调“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些颇为拗口的论述,成为中共解决一起问题的“万能钥匙”。中共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是基于对当时主要矛盾的判断来提出应对策略,透过解决矛盾来推动社会前进。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认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次要矛盾,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再次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化,就由此而不断调整。

再如,1956年八大时,中共判断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到了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错误认为就为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埋下了伏笔。改革开放后,中共开始清理文革的负面影响,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历史上重要时期的开始都伴随着对主要矛盾认知的转变。每次对主要矛盾认知的改变,都意味着中共不同的历史断代。因此,了解当前中国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的逻辑,对读懂中共,特别是十九大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既然抓住主要矛盾如此重要,那么就不得不对当前中国主要矛盾进行研判。众所周知,自从1982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立为主要矛盾后,历次中共党代会和纲领性文件都为其背书,并延续至今。毫无疑问,这一判断的正面意义无论怎么肯定都不为过,堪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国策的理论支柱。

然而,现在距离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36年了,中国也从文革时期的一穷二白崛起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大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主要矛盾是否发生变化了?

答案是确定的。

36年前明确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实是指中共的各项公共政策的核心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98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4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87美元,因此当时中国人的需求相对一致,即满足生活上的温饱。这既是最大国情,也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缘由。

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2016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16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个数据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相比于36年前有显著提升,温饱不再是问题,主要诉求不单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外,还有日益加重的贫富差距。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5。同年,各省统计局数据还显示,位于西部的省份青海省经济总量仅仅是广东省经济总量的3%。这说明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度分化的阶段,既有许多人还在为生活苦苦挣扎,也有不少人衣食无忧,渴望更高品质的生活。换言之,当前中国集聚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三种不同生活水平的群体。在这样的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尽管还有意义,但已不能涵盖所有群体。

不单如此,一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问题日益发酵,并严重困扰着人民。根据北京环保局数据,2016年PM2.5指数超出国家标准109%,空气质量成为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同时,近年来著名餐饮企业后厨被爆出的食材安全问题,也无不牵动着的人民的敏感神经。教育公平问题更是每年高考时发酵。2016年5月,因中国教育部进行跨省招生计划改革酿成群体性事件,当时大批家长担心所在省份在2016年招生计划会减少、高考录取率下降,故发动示威抗议,引起了中国大陆舆论的激烈讨论及国际媒体的报道。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此外,刘晓波事件、高瑜事件、浦志强事件等也使得人民对自身权利保障产生了一定程度担忧。

上述种种,说明人民的诉求高度分化,单纯从生产力的层面入手已经无法解决,还必须从生产关系的层面进行调整。

十九大应调整对中国主要矛盾的研判(图源:Reuters)

应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

事实上,胡锦涛在任内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即可视为一种探索性调整。等习近平于2012年上任后,他首次带领新一届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所言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是一种试图超越纯粹经济文化层面,涵盖中国所有群体差异化诉求的积极说法。

毕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非常开放和包容的说法,既可以指社会中下层提高物质生活的朴素想法,又可以指中产阶级对高品质的渴望,还可以指精英阶层的更高层次诉求。或许正是为了践行承诺,过去五年以来,中共最高层推行了一系列举措,既将扶贫攻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新常态,同时还实行了涵盖所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虽然这些论述尚未以主要矛盾论述的形式展现出来,但上述行为足以折射中共最高层有所改变的决心。鉴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加之临近改革开放四十年,到了一个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刻,因此有理由要求,中共需要在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进行调整,应该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调整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之间的矛盾”。

撰写:陆子平 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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