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怎么看习近平时代的现代化

+

A

-

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之后,在前段时间为十九大召开举行的“7·26”暖身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展现出了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表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句话等于是说中共已经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定义为第二个百年执政目标。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也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表述。因为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从1840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努力的方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

对中共来说,此一表述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中共从毛时代的“八大”就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后经过邓时代的改革开放,上述“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为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联结奠定了物质基础。习近平上任后先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延展了“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后又一锤定音,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第二个奋斗目标。这一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从毛、邓到习的一脉传承,也为中共这个理想型政党打出了一面旗帜、规划了一条道路,回答了中共建党以来一直为自己设定的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拷问。

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基础(图源:新华社)

遗憾的是,世人对此并未过多在意。之所以会这样,大抵包括三个原因:一是多数人的肤浅认识,看不透这一表述的深远意义,认为它不过又是中共宣传话语体系里常见的一种政治说教,没必要理会;二是中共的政治说教本身就“没收”这一关键表述,既没有认识到,也没有能力将其正确解码并传递向社会,更不用说让社会接受;第三个原因既建立在前两个原因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和人们的价值观认同密不可分,那就是不少人对中共和它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本身就缺乏认同,在不少人的概念里,中共和社会主义就代表了“左”和专制,代表了革命性和斗争性,以及曾经让人印象深刻的普遍的贫穷,而现代化,则已经被西方的传统定义所宰制,成为一个和西方欧美社会才匹配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抽象名词。

若进一步剖析,这些认识还有其历史和内在成因。不光因为中共文宣系统在过去多年的表现的确不尽人意,理论创新和论述能力严重不足,时常以僵化、八股的政治说教和管制思维来回应这个已经高度多元、开放的互联网时代,以至于适得其反,与民众渐行渐远,遑论向世界宣传好中国声音,还因为究竟何为社会主义,特别是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而自称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朝鲜、中国,要么早已成为过去,要么备受诟病,要么背负沉重历史包袱,自然难以完全令人信服。同时,还有一些人深受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影响,相信只有以欧美为代表的民主社会才是现代的、先进的社会,是历史的终结。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和现代化有机结合,尤其是不相信共产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认为中国在今天所经历的变化,不过是通向自由主义民主路上的过渡而已。

即便是这些现象各有成因,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中共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以及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努力。事实上,若回顾“四个现代化”在中国从提出到落地的过程,就能知道习近平今天提出的现代化诉求,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口号,是出于他作为一个共产党领袖的理想性,还是有着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我们知道,“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可以说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当时,共产党建政不久,国内才刚刚稳定下来,若追溯历史,此前一百多年内有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外有西方列强殖民,人民处于极端贫困、流离失所的状态,国将不国,现代化虽然是国人的一个夙愿,一个愿景,但什么是现代化,以及怎么建成现代化,对中共来说仍然一窍不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铁、日产、松下等三家公司,乘坐完从东京去关西的新干线,才极有所感地表示“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现在,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一张名片,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彻底碾压了当时质疑中国现代化努力的最严密论述,物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已经在中国基本实现。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着眼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比“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更高层级的“道”的层面的现代化。不过,和历史一样,这一论述,或者说是执政目标,也遭到了普遍的忽视或质疑。评论大多认为,中共既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和能力,也缺乏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诚意,其革命性和斗争性,以及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都和这一现代化目标有着内在冲突。

从郭文贵事件反映了中国大陆文宣系统思想僵化(图源:Reuters)

坦率而言,这些质疑并不是没有道理。就以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为例,郭文贵事件就反映了文宣系统官僚们的思想僵化、心态封闭,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平台和资讯传播规律缺乏认识,除了对国内舆论进行霸道压制,在国际舆论上可以说完全被动。刘晓波事件就反映了强力部门官僚们的斗争思维,缺乏多元社会所必须具有的包容精神和对公民法定权利的基本尊重。孙政才事件就反映了中共的制度监察体系和舆论监督体系依然存在诸多漏洞。

最近各地因为环境保护整治“一刀切”而频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说明了一些政府部门不仅平时疏于监管,使得违法企业长期存在污染环境行为,而且在监管时又片面理解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乱作为行为。此外,还有其他各种见诸于报端的负面新闻,各种灾害性事件,各种激烈矛盾与冲突,都让不少人对第五个层面的现代化产生了疑问。而对于列宁主义政党出身的中共,极强的革命性和斗争性,也确实与社会对执政党的建设性要求颇有距离。

但是,因为这些就认为“第五个现代化”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就不可能完成吗?持这一观点者,不管自身论述逻辑多么严密,最好能回顾一下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经历的历史,能回顾一下“四个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过程,同时也要吸取一下当时不看好毛泽东搞革命斗争和邓小平搞经济建设的教训。

当然,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进入了“无人区”,已经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监,也没有任何完整的理论来支撑,而中共对现代化的定义与诉求,又与西方传统定义的现代化有着质的不同。或者可以更具体地说,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肯定不是完全西方意义的现代化,而是一种既吸取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又植根于自身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化。那么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它又如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融合?对中共来说确实是个巨大挑战。

多维社论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