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应“疼惜”自由派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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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1 22:39:30

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官场和媒体舆论便涌现了一股过度浮夸及拙劣吹捧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热潮,且文宣攻势越发凌厉,甚至于在局部已经出现了鼓吹个人崇拜的苗头,令栖身在这个国家朝野中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心生焦虑,担心十九大后出现政治个人崇拜的风潮复兴。

这一智识群体之所以会对个人崇拜式的政治文宣有所戒备,不外乎中国历史上早有前车之鉴。回顾中共建政之后,在毛泽东执政晚年,对于这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之风愈发变本加厉,以至于给国家带来过深重灾难。

当然,历史并不会简单重复,如今也远非昔比,个人崇拜的危害不仅早已为中国政治顶层精英们透彻认识,亦于当下世界形势所不容许。对于习近平个人而言,其过往五年的执政经历以及十九大报告中的字词达意,无不显示了他是一位清醒、冷静并且非常注重以史为鉴的政治家,并且大量的事实近乎能够指证,造成个人崇拜的影子或苗头在目前中国有抬仰之势,主因多源于文宣操作手法的拙劣愚蠢,以及某些官员的政治投机心理。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担忧固然可以被理解,实则无需过度担忧。不过,执政党倒是有必要适时扭转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真切存在于中国的自由派群体。

习近平过往所展现的执政特性已证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担忧是多余的(图源:新华社)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局限

作为知识分子谱系的一大分支,自由派知识分子必然亦具有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局限性。“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产生,源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在这一事件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一词,和争取公理、正义以及对抗强权有着密切关系。而从人类文明时间轴任一时代所观察到的知识分子群体,无一例外与其所在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学识为业的知识分子,往往拥有相对丰富的知识,却易于因知识的累积与增量,而逐渐产生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抱负,期冀透过知识来改变现实世界的种种不遂。可理想的丰满并无法全然遮掩掉其解决现实问题的缺陷。知识分子能够以不同于普罗大众的方式,得以在“阳春白雪”的精神世界里净化心智,在“坐而论道”的切磋中让思想放飞,但如此之弊端在于,他们往往只能习惯于纸上谈兵或抽象理论构建,而对现实社会尤其是政治实操缺乏深刻认识,更遑论针对现实疑难的解决能力,最终难免沦为讲究思想品位、认同清高的理论空谈者。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连知识分子自身都难以甩脱的尴尬宿命,就是他们在体悟精神升华的同时,却又从中难于克制住由此产生的知识型自负,加之长久积累后便易致心态坠落,滑向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专制的思想迷途。令人遗憾的是,知识分子在对抗正统与教条之际,却也普遍会产生仅仅是内容不同而已的另一种正统与教条,他们虽然不能轻易被现实提供的教条收编,却不忍去驱散那些已俘获自我的另一些教条,这无疑违背了他们思想规则中的质疑精神玉律。而当他们带着这种被禁锢的思维介入到掺杂复杂利益元素的现实政治时,后果轻则至脱离实际,推出荒腔走板之政策,重则可能会被诉诸现实的无力反馈,逼迫到陷入一种理性专制,继而造成难以估量的国家灾祸。这一点,无论是在俄国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均有过直接的历史教训。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更是如此。由于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影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就类如香港泛民主派阵营和不少台湾政客那样,坚信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誉为最可靠持久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并以西方自由民主制为标杆来衡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不足。但事实上,中国五千余年的政治文化结构和国情,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以生成的土壤有着根本的“质”上的区别,绝不可简单等同起来,更不能直接将之平移照搬。但遗憾的是,一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未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却一心陷入对自由主义的沉湎,而每每在现实碰壁,更会处于难以自拔的焦虑之中。

撰写:王圣辰 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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