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披露体坛黑幕 “利益链条”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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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两面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引领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骄人战绩,为竞技体育做出重要贡献;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参与各类腐败行为。

跳水:周继红授意裁判“压分”田亮

在近日中国最高检内刊《方圆》杂志刊发的一篇名为《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的文章中,有“跳水王子”之称的两届奥运会跳水冠军田亮在2005年举行的中国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上被裁判“压分”。

比赛前,一位体育界高层领导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一位给出高分的“不听话”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后来还被迫辞职。

《成都商报》曾在数年前撰文,直指这位授意裁判“压分”的领导正是时任中国跳水队领队的周继红。中国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简称“十一运”)跳水比赛裁判、中国跳水名将熊倪的启蒙教练马延平在十一运跳水项目比赛前就指出了4枚金牌的归属,赛后全部应验。他表示,这一切都是周继红授意的结果。


中国最高检内刊披露体坛严重违背体育道德和精神问题,中国体坛腐败问题再度引发关注(图源:VCG)

乒乓球:刘国梁、孔令辉“被下课”

2017年6月20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突然宣布撤销刘国梁国乒总教练、男女主教练职位,任命其为无实权的乒协副主席。在此一个月之前,中国乒协在杜塞尔多夫世乒赛期间“临战易帅”,暂停了中国女乒主教练孔令辉的职务。

分析人士认为,刘、孔“被下课”是中国体育总局高层之间力量博弈的结果。新上任的局长苟仲文(原教育官员)和副局长蔡振华(乒坛老将)一直在争夺中共十九大中央委员的名额,苟仲文尚未获得候补委员资格,而蔡振华已经连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撤掉刘、孔相当于砍掉了蔡振华的左膀右臂。在10月25日公布的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名单里果然只有苟仲文,没有蔡振华。

足球:职业化二十年“体制缺陷”难改

中国足球更是反面的典型。业内人士称:“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都是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副)主席,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陆俊,在刑拘后交代“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有评论认为,中国作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市场运作商业化、管理行政化”的“先天性体制缺陷”。

破解体坛腐败:削权、立法、转政绩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直言,权力滋生腐败。以上这些行为就是变相的“权力寻租”,体育总局和各地的体育主管部门,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将其变成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在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看来,为体育腐败提供了条件的正是中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的“四化”短板——立法迟延化、执法利益化、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

2015年,中共反腐曾令包括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自行车击剑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南京体育学院院长张雄等几个体坛“老虎”落马,中共中央第十一巡视组曾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其中包括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破坏赛风赛纪;官员兼职普遍,利益关系复杂;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监管问责力度不够,违纪违法问题反映突出等。

事实上,要想解决体坛腐败的问题,除了加强法治以外还必须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类公然违背体育精神、体育道德,甚至违反法律的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金牌的多少,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运动员的前途、教练员的奖金等利益链条直接挂钩。

综编:吴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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