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基督教文化的伦理差异

+

A

-
2017-12-26 11:07:31

每逢毛泽东诞辰,在中国舆论场常会出现毛诞节与圣诞节的争论。或许把毛泽东和耶稣基督放在一起并不合适,但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确曾起到了一种“准宗教”的角色,那么对二者的内在价值主张放在一起对比,可能也会很有意义。本文撇开喧杂的意识形态争论,或者民族兴趣宣泄,试图从基督教文化和毛泽东思想中的伦理取向,去解读一下两种传统的差异。

基督教传统的个人主义伦理

基督教源远流长,作为穷苦人的宗教,它的诞生也是为解救苦难的民众,使其获得思想情感上的慰藉。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天主教作为主流,对于世俗社会整体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反对物欲的扩张,寻求精神的寄托。彼时虽然物质生活平淡,但精神世界也曾在天国的庇荫下得以栖息。但随着世俗世界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对世俗的要求开始增多,宗教世界的陈规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文艺复兴为开端,世俗的个人主义开始生长,并引发了宗教领域的改革。

现代的基督教分支众多,但其奠基大约都可追溯到近代宗教改革后的各种新教,尤其是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它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那就是“个人主义”伦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因信称义”后,新教信仰成为是一种个人的私事,并且不需其他手段,个人便能与上帝进行沟通,其基本伦理都是以个人为基点,这就在信仰层面确立的个人主义的宗教基点。

而加尔文教将世俗物质世界与上帝信仰联系起来,因而也就赋予了世俗物质世界以道德意义,同时,其又以这种道德意义引导着世俗生活,使其具有超越单一世俗生活的维度,这也被很多人视为西方社会能够生长出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文化因素。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新教伦理”。通过加尔文教的解释,基督教就肯定了个人的物质欲望的认可,只不过,开始的时候仍在严格的清规戒律限制下,只是随着世俗世界的扩张,人们也就不断丢下了那套宗教束缚,获得了对世俗世界的绝对的承认。

可以说,基督教中的新教伦理,很好地容纳了近代世俗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能够将个人的自由与世俗的经济、政治、文化贯通起来,使得基督教能够顺利地适应现代世俗世界,并且为世俗世界提供了平等和博爱的道德和信仰。总归,经过近代转型的基督教伦理根基是“个人主义”的,打通了世俗与宗教、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

毛泽东时代对“领袖”的信仰和对“人民群众”的信仰是一体的,最后都在一种绝对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归于沉寂(图源:VCG)

毛思想的绝对集体主义伦理

毛泽东所希望建立的共产主义信仰,则可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伦理”。这种集体主义,曾经构建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人的伦理信仰体系。

毛信仰吸引民众的主要内容可能是,毛对普通人民群众地位的神圣化,而在普通民众那里,正是这种“劳动人民最光荣”“人民万岁”的信仰,实现了劳动者对自身价值的无限抬高,给予了他们超脱现实苦难的浪漫想象。

这种信仰在起初并非是虚假的欺骗,而是通过“伟大领袖”的意志贯彻在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建设中。当毛发现这套体制和制度没有朝着这个“社会主义”的平等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不平等”,他就毅然地发动了各种政治社会运动,甚至不惜打散这种体制,实现“无政府状态”。虽然后人看来,这种想法过于浪漫,又或者背后有“个人权力斗争”因素,但在群众的观念中,他们将保证他们主人地位的“领袖”神圣化,视为他们的“红太阳”。正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与“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式的信仰关系是,领袖和人民群众。

当然,不管是群众对领袖的想象,还是领袖对群众的想象中,都是一种道德化的美化和想象,但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崇拜和狂欢中达到了一种类似马克思所规划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国的状态。美国史学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将这种“相互神圣化期许的共鸣”称为一种“核能量的释放”。

然而,正是在毛泽东所构建的信仰体系中,隐含着深刻的危机。正如毛泽东主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但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道德性概念,是一个抽象的、不可分割的“集体”,绝对不是“个人”或个人的集合。因此,这种信仰关系中,没有个人的立身之地。

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人民”以来,“人民公意”就取代“上帝”成为一些国家世俗政治的“大立法者”,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人民公意”不同于单个人之间或某些人组成的“众意”,而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化身,是人民整体的意志,是个无现实主体者,因此,能够掌握“公意”的人,就是实际的“立法者”。

毛泽东的“人民”也具有类似的道德含义,在毛看来,能掌握劳动人民的“公意”,承担立法者角色的人,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思想就是劳苦人民的信仰,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贯彻进劳苦大众身上,也贯彻到国家机器中,对他们进行改造。

只是,毛对人性道德的认定存在极大的缺陷和错误,他从根本上不认同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因此,他要求民众要“狠斗私心一闪念”、“大公无私”,彻底地消灭“私”的观念,及其经济基础私有制经济,以至于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为此,他建立最大程度的公有制经济,思想上实行高压式的思想运动,清理“私”的观念。从而,毛从经济基础和社会伦理和文化传统的根基上,向一切传统和现代的“私”文化开斗,掀起了一场驱逐“个人私利”的集体主义大革命。

总起来说,毛思想诞生于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毛思想作为极端化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来说,它排斥了个人自由的生长可能,对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可能已不再具有现实的解释力,但其中包含的公平、平等的价值因素,作为现实的批判性维度,却是中国应批判地继承发扬。

在中国当代,不管是毛思想、还是传统文化,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发展中从自身的问题出发,将现代性价值进行有效地融合到自身的体系中,包括市场经济、个人自由、民主法治等,当然,这不意味着对某些主义的照搬。
 

撰写:余一竹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