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知时代“猝死” 活跃的周小平与沉默的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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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知时代”,在仓促开场之后,又突然“猝死”。

北京时间1月8日晚,大陆青年作家、导演韩寒在网络上发表长文,对于自己曾经退学,为何未继续写针砭时弊的杂文等问题进行了一个回答。尽管许久未在大陆网络上发声,但是韩寒的这个长文一出,立刻占据了新浪微博热点话题的第一位,也足见这位大陆年轻作家的话题能力。

截至发稿,参与该话题的网民已经超过百万,韩寒的这条长文微博下,也已经有逾10万人点赞,并有近两万条评论。此事让很多大陆网民想起2011年年末,韩寒先后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其中“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等观点引起巨大争议。在第三篇《要自由》中,韩寒委婉地提出了开放报禁和松绑文化的要求,一时间成为微博”上的最热话题。

“公知”韩寒的对手不是郭敬明,而是周小平(图源:VCG)

但是从那之后,韩寒逐渐从网络上消失,将精力转移到赛车和导演事业中。

韩寒“消失”的背后,实际上是曾经高度活跃的“公知群体”在中国网络上式微的缩影,取而代之的是“周小平们”的活跃。

为何这么说?首先,韩寒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公知”群体的代表人物。“桀骜不驯”,逆体制的姿态在他早期的写作网络博文的观点中已经体现,如在2010年他陆续写过讽刺大陆五毛党的文章《我只是在猜想》和《中国官员必修课之第一讲 <兰州悲剧>》,接连被删;2010年2月1日,韩寒在厦门大学“南方周末2009年原创榜文化论坛”中发表题为《所谓大国文化》的演讲,抨击了中国的言论方面的限制;2012年2月10日凌晨,韩寒发表博文《重庆美剧》,其中提到王立军事件仿佛“宫廷大戏”、“这次的破朔迷离,让我知道未来的中国,其实不需要预想一个什么颜色,红也好,蓝也好,都抵不过透明。”博文随后被删除;2012年2月12日,发表博文《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呼吁中国的一些城市能实现直选市长,每三年选举一次,人民代表可以联手弹劾市长,“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作为“最生动的民主练习”,以为中国的政改迈出第一步。文章不久后就被删除。

正因为以往这些出格言论,所以无论是坊间还是政府,都将韩寒视为“公知”中的代表人物。韩寒本人对此也不否认。

例如在2012年,韩寒曾发表博文《就要做个臭公知》,称“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两字骂人了,明明两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

其次,近两年,中国舆论场的一个现状就是包括韩寒在内的一批中国公知的消失

在2010年到2013年微博的高速发展时期,业界和民众忽然发现,微博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的一个“公共发声平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微博,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在传统平台上没有“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右派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人被称为“大V”,某种程度上,“公知”、“右派”、“大V”这三个名词之间可以划上等号的。

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活跃之后,从2013年开始,伴随着中国政府和互联网公司的一系列监管,打击谣言等措施,中国“大V”、“公知”走向式微。当时《南方周末》在头版位置以三个整版刊发《大V近黄昏?》,除了感叹李开复、潘石屹等网络名人的“艰难处境”,还为“民谣垮台,官谣不倒”鸣不平,引用编剧宁财神的话——“大V的V,我一度以为是Victory(胜利的意思,大V实指Vip,即经新浪认证重要人物),现在,我认输了。”

宁财神的这种认输来源于官方在互联网这场“打谣”风潮中的“亮剑”态度以及随后引发的连锁效应。2013年8月末,官媒陆续刊文评论“大V”,新华社刊发评论《谨防大V变大谣》,呼吁大V们要“发出‘好声音’”,切勿“给谣言插上隐形的翅膀”。《求是》杂志子刊《红旗文稿》发表评论:“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出重拳,要敢于打‘老虎’、管网站”。

随后的微博的江湖更是陆续泛起波澜:作家韩寒说起了自己被V字形的奖杯卡住手指的故事,借以自嘲;历史学家章立凡则勤奋扒拉起官方微博,说:“‘民谣’要抓,‘官谣’也要抓。”

在一片肃杀声中,《南方周末》认为官方对于“网络谣言”整治的重手,并非是大V离开舆论场金字塔尖的首因,事实上,以明星、学者为代表的大V早已经与管控日益严格的微博分道扬镳,时间早在2011年底——北京、广州等城市启动微博实名制之后。文章借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决定离开新浪微博时的愤怒声明表示“新浪微博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大款和明星的欢场……错了,这样的欢场根本就没有生命力。”而在随后离开者并非张鸣一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宋石男、连岳、贾葭、刘瑜等在新浪微博人气颇高的大V,先后离开。

自从,中国的“公知时代”在仓促开场之后,突然“猝死”。

有观察人士指出,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中,是需要“与体制不同的声音”存在,一定是“四元”的,包含政府、民间、意见领袖和媒体四种舆论力量。其中意见领袖和媒体(需要强调,在没有互联网时,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角色通常是合并在一起的)又起到了一个折中,缓冲的作用。当一项公共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和民众通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博弈的过程中,意见领袖和媒体在中间就能够起到缓冲作用。意见领袖可以将政府或者民众的观点,用更加清晰的阐述在舆论场中上传下达,媒体也能够通过扎实的报道,来印证或驳斥政府与民众的“不理性意见”。在传播中,他们是扮演了社会的“看门狗”与航船上的“瞭望者”的角色。但是随着媒体的式微,舆论意见领袖的枯萎,政府和民意中间没有了缓冲地带,二者直接对冲的结果就是“塔西佗陷阱”,政府所言民众不信,民众反馈政府漠视

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的“公知”,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良莠不齐,谣言丛生甚至“大鸣大放”的情况,但是从“反右”等历史中走过来,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一系列“收紧”后,是否已经到了一个将“红线”放一放的时机,给“公知”一些说话的空间,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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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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