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中共的“嘻哈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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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皇帝中,若论逸事最多,宋徽宗大概能够数一数二,不但书画双绝烟火气十足,还留下不少“封杀”典故。

据说崇宁年间,中书舍人范致虚为讨皇帝欢心,遂向徽宗上书,“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皇帝属狗,应下令民间不许杀狗、吃狗肉。宋徽宗听罢觉得颇有道理,果然“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于是数年间,宋人便无狗可吃,民间议论纷纷。

后世来看,此类封杀未免“任性”,用一己之好恶定夺是非,恐怕多数时候只能流于轻率,招来更多谤议。旧例凡此,放之今天又如何呢,时空虽然殊异,但摆在政府-社会这个二元结构面前的问题,仍有其一脉而来的原质。

当一种颇多争议的艺术形式遭遇水土不服;当一种自成一体的地下文化与主流思潮激烈冲撞;当一种急遽兴起的社会现象挑战既有的共同逻辑;当一些群体声音要求话语权,要求宽松,要求让渡……

拥有权力优势的管理者应怎么做。是一封了之,是听之任之,还是引导管控予以驯化?

近段时间以来,一场“嘻哈风暴”席卷全中国,由说唱歌手PG One的私德不伦开始,迅速以燎原之势掀起针对娱乐圈的大批判,继而蔓延至对嘻哈文化的批评及对娱乐市场的反思。

及至中国广电总局发布所谓特报,使这一已演变成社会事件的娱乐圈丑闻再度升级,成为具有了某种普遍代表性的不良趋势,成为政府-社会关系之中,又一个“封杀”典型。

特报明确广播电视邀请嘉宾要坚持“四个坚决不用”,分别为“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此外,节目中纹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不用。

《中国有嘻哈》捧红大批说唱艺人(图源:VCG)

此令一出,藉由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爆红的说唱文化,才走入阳光下不久,恐怕又将不得不重回地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嘻哈艺人难在荧幕上现身了。

这或许可以视为政府对嘻哈文化这种依然地下性质十足的潮流艺术,在中国水土不服的一种应对,将长期广泛地拒绝,使其再无登上台面可能;也或许只是相关部门对PG One不伦事件的一次紧急止损,通过短时间的高强度打压,令社会消散关注热情,回归主流议程。

背后具体是何种考量,谁也难以给出答案,但要回答的是,这样的管治措施和思维,是否是合适的?是不是能起到预想效果?一封了之,对于本无褒贬的艺术和无辜艺人,又是否是公平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吃过不少亏。尤其在泛文化领域,如影视、综艺、音乐等细项中,均不乏封杀案例,当然官方有其十足理由,但社会常也有十足反感。譬如此次封杀PG One虽众口称快,但特报一出,又致议论四起。

这似乎是一种民众非常熟悉的政府惯性,在最该就事论事,分类引导的领域,反而统统采用行政命令严加尺规。它长期积累起来,形成某种压迫感,加之行政管治执行层面的不透明,渐而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损耗,成为所谓“塔西佗陷阱”的一个重要来源。

凡事不能“一刀切”,索性听之任之自由生长如何?

嘻哈文化在中国的迅速倒掉,有其自身原因。和原生地美国不同,中国的文化土壤及受众成分,普遍层面都与前者有天然差异,削足适履不管用,至少难以赢得主流社会的青睐。必须是经过自发、深刻的改造与再发展,嘻哈文化才可能真正地落地生根。

《中国有嘻哈》的爆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鲜”二字,它的成功大部分来源于主流社会对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认知不足,于是未做深层甄别,只沉迷于张力十足的表演及装扮,在已陷入审美疲劳的一众综艺节目中,自然可以很轻松的脱颖而出。

而也就是主流社会这种未加防备的听之任之,一旦登上台面的嘻哈文化大量暴露其地下特质,不曾受过系统训练的艺人将本性赤裸裸展现在公众面前。则主流社会即刻陷入应激反应,产生另一种无序的“慌乱”。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困扰中国多年的怪圈,依旧顽强地存在。要么全无防范乱象横生,要么就是一刀下去行政强压,不论哪一边,最终影响似乎都是负面的更多些。

能否淡化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走出驾轻就熟的行政惯性,祛除对新生事物先入为主的判断,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每一个都意味着整个管理体系的反思和焕新。对于千头百绪的中国社会,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也正因其难,才更见效果。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0年,其思维绝不应只停留在经济层面的灵活开放,文化领域尤其需要。唯有如此,或许方可能找到一个最优解,使今日之尴尬不再重演。

撰写:呼延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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