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嘻哈之死” 一场庸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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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自《中国有嘻哈》播出后,在中国主流媒体上火起来的嘻哈来得快去得也快。PGONE夜宿风波之后,红花会歌曲全部下架,GAI被退赛……一夜间,嘻哈在中国被严厉管控,中国内地嘻哈随即陷入巨大动荡和不确定周期。

嘻哈被认为是亚文化(图源:VCG)

GAI的退赛疑似与中国广电总局提出的“四个绝对不用”标准有关。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日前在宣传例会上提出,广播电视邀请嘉宾应坚持“四个绝对不用”标准, 即: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另外,总局明确要求节目中纹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不用。

不得不承认,即使《中国有嘻哈》吸睛无数,让嘻哈从地下走到地上,但它依然是小众文化,是亚文化,并没有被真正包容进主流文化。

1950年,美国学者大卫·雷斯曼(David Riesman)提出了对于亚文化一词的解释,将亚文化认为是具有颠覆精神的文化。大众文化是“消极地接受了商业所给予的风格和价值”,而亚文化则是“积极地寻求一种小众的风格”。嘻哈,在中国,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

追寻嘻哈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那时黑人长期受到种族歧视,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只有发挥自己的特长,比如音乐和篮球。黑人们更倾向于去选择反叛腔调的说唱音乐,由于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的Hip-hop音乐也就走向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即充斥着各种俚语脏话的夸张说唱,它也是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嘻哈说唱中缺少“国家”、“大民族意识”这样的词汇,说唱音乐更会被人们视为一种“会给国家统一和种族和谐带来麻烦的东西”。这个流派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一种使命感:以边缘的姿态,向主流发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嘻哈文化的存在意义不是取悦,它是一种发声。它与贫困、毒品、犯罪、暴力相伴而生。它是在黑暗中寻找宣泄,寻找希望。发端自美国城市最贫穷的黑人社区,嘻哈说唱始终没能摆脱它的草根和反叛特质。也因嘻哈本身背负的这些“标签”,到中国后,也就比较自然地被认为带有负面的元素,而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格格不入。

从嘻哈风波以及官方在此事件上的作为来看,中国一直在倡导的文化自信目前还没有真正自信起来。要知道,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唐朝所以出现盛世局面,主要在于它的开放与包容。胡人和很多国家的人都可以到长安为官,和日本的关系也很热络。“中华文化”,从延展性来看,是个大包容的概念,“中华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包容性。广电总局对嘻哈音乐这一文化表现形式的打压以及亚文化的禁用,恰恰与文化自信背道而驰。

无独有偶,“反叛”在中国被称为亚文化不止嘻哈一个例子。中国作家韩寒是以叛逆者的姿态走红的,外界一直称他是亚文化。十几年前,他炮轰教育:“我成为现象,思想品德不及格,总比没思想好”,他会在赛车比赛中朝着镜头竖起中指,满不在乎地将赛车手、作家等多重身份赋予叛逆的形象。十几年后,他用老一辈口吻说,“在中国努力学习,最终改变生活,改变家族命运,都是有着不小概率的。”在最近的微博长文中, 他甚至坦言:“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说明我在一项挑战里不能胜任,只能退出,这不值得学习。”叛逆少年,最终成为一名“文化英雄”。

知名专栏作家许知远所撰《庸众的胜利》得出一个结论:“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当叛逆的韩寒说了一些“真话”,不包容地给他贴上了“亚文化”标签。当他开始妥协,说出“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人们又开始形容他为“公共知识分子”。他身上的亚文化标签最终被收编入主流文化。在亚文化与主流价值的暧昧不明的关系之中,留给了我们真正的思考与理性。

回到嘻哈,这个自带“反叛”标签的音乐形式何时能被中国主流文化接受?当什么时候崔健唱着《一无所有》,GAI唱着《火锅底料》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文化真正包容了这些。

撰写:时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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