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政权边缘与宗教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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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政治空气松动后,包括伊斯兰教等开始复苏(图源:VCG)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土豪劣绅在农村通过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等四大权力,残酷压榨剥削农民,是农村凋敝和农民苦难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迟迟无法启动的主要障碍。这一结论虽然饱受非议,但是它的确反映了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势力。

中共虽在大都市建党,但其成功则在“农村包围城市”之实践。然而,近一百多年以来,乡村,这一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同时也是国家政权力量延伸末端的自然存在,几经变迁,其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强烈地冲击和重构着其精神世界。这也正是多维新闻在此前文章中揭示当下中国农村宗教(以及假借宗教之名)乱象的社会背景。

宗族势力的坍塌

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西方经济势力与思想价值观念涌入中国并在随后渗透中国农村之前,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形态虽然游离在国家行政权力边缘(县官是最低级指派的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是“无政府状态”。事实上“每一村落, 聚族而居, 不杂他姓”,形成宗族势力占据主导地位负责维持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的局面。保甲制度是基层治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而宗族观念则是精神纽带。

当然,在传统宗族观念之外,中国乡村基本价值还有可能建立在民间宗教信仰之上,尤其是道教、佛教等扎根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信仰。

正如上文所言,鸦片战争后,先是对外通商口岸,继而东南沿海和京津要地,再次是内地乡村,渐次遭遇经济入侵和随之伴生的文化冲击。1842年7月11日,三位法国籍的耶稣会士南格禄(Fr. 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 S.J.)与艾方济(Francois Esteve S.J.)重返中国,随后,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实力为后盾的象征,西方传教士开始步步为营,徐徐进步,试图突破中国乡村传统宗族社会及其信仰的壁垒。

西方世界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在之后的数十年中陆续派遣神职人员到中国内地,发展教众。太平天国运动,各地频发的教案一直到清末义和团运动,皆投射了天主教在中国乡村的扩张与本土宗族社会秩序发生的尖锐矛盾冲突。

随着辛亥革命从政治上摧毁了中国封建帝制,而建构它的乡村自然经济也最终走向瓦解,在西方文化渗透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乡村宗族社会逐渐走向没落。而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还是梁漱溟以儒家传统为精神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都未能在当时的农村重建一种依靠乡绅阶层和宗族力量的新兴社会秩序,更别说价值体系。

1949至1978年的中国

1949年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开始全面推行。它本身即是从农村起家的政党,于是其奉行的“密切联系群众”原则,意味着中共在农村建立了不依赖于传统士绅阶层和宗教力量而直接进行组织管理和动员的基层机构。

在此阶段,一方面,中共无远弗届的基层党组织迅速在其管辖范围内建立,并确立起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治和动员能力。在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四清运动,以翻身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村委会及其党支部“印证”了其所发挥的力量。一直到文革,中共在基层建立的数以十万计的党支部几乎不受影响地形成了农村唯一的权力来源,而且将中共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有效地垄断了农村社会。

另一方面,中共在1949年后将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视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帮凶而加以打击,没收财产、自选自圣,几乎彻底隔绝了中国宗教与外界的联系(当时,中国基督教各教派普遍有西方神职人员担任职务)。1950年代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以及神父范忠良、金鲁贤等因拒绝接纳中共的宗教处理方式以“反革命罪”入刑。一直到文革时期,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各种宗教活动被禁止,宗教对乡村基层的影响式微,或者转入地下。

中共在农村的衰微

但是,在1978年政治空气的松动伴随着经济大潮不仅在城市率先瓦解了中共的正统信仰体系,连农村的信仰体系也随着其象征组织人民公社的解散而消退。

城市最先接触了西方价值观念,迅速地弥补了中共信仰体系消解所造成的信仰空洞。尽管这种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在相当长时期内只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不仅与中共形成竞争关系,内部杂乱的纷争也不断。而且,以后现代主义为主与中共彼时的处境并不完全契合、也无法真正地“原封不动”地融入中国社会中。

农村的信仰体系消退与重建要缓慢得多。不过,1980年代政治空气与市场活动开始松动后,伴随着中共基层党组织的近似瘫痪,屡经转型的农村开始将残存的中国传统信仰包括宗族观念,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复苏。彼时,中国农村恢复了传统的习俗、家族祭祀活动;五大宗教也受到官方的“保护和支持”,重新活跃起来……

19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动荡,市场经济方向的确立为彼时的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而随着改革开放的红利释放,城乡之间差距、隐然出现的贫富分化,由“打工潮”催生的留守儿童、农村老龄化问题正在加速激化社会矛盾冲突。而这正在成为非传统宗教甚至邪教快速在农村蔓延的背景。

在中共目前公布的邪教组织名单中,除东方闪电(又称全能神教会、呼喊派)、全范围教会外,其他12个均为1990年代成立,这绝对不能说是一个偶然。

事实上,中国农村是否“衰败”虽然尚有争论,但“空心化”确是事实。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常年外出就业打工的中青年人群已基本脱离农村生活,空巢老人以及留守儿童则成为农村人口主力。相较而言,空巢老人对精神上慰藉更为迫切,而其对各种宗教和类宗教的煽动性、欺骗性的辨识和抵御能力较弱,这为各种宗教和邪教的渗透提供了机会,于是名目繁多的宗教便趁虚而入了。

此外,伊斯兰教在西北的蔓延,还与境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1970年代末对中国西北的渗透有关。而今年随着中国西北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强化, 拥有同样信仰的中东将原教旨主义以外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延伸至甘肃、宁夏,甚至陕西等地,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伊斯兰化的忧虑。

至此,2018年初中共启动“乡村振兴”计划,便不是一种单纯经济行为,而是基层组织权力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建和争夺。

专栏: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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