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兰泛化到教堂拆除 中共应划定法治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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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观察中国人权问题的焦点,而宗教又不仅仅涉及信仰问题,还往往与社会、民族、政治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因此,如何处理宗教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敏感议题。

近日,中国政府发布文件指出将加强对农村非法宗教的治理,并将其与境外渗透活动联系起来,引发外界关注。这份文件指出,中国将“依法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打击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继续整治农村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

中国农村非法宗教问题亟待治理(图源:VCG)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宗教复兴的态势,其中尤以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但宗教在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宗教的商业化、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清真泛化、网络宗教、以及宗教极端化倾向等问题日益凸显,从宗教、社会、安全等方面构成了挑战,亟待加以治理。

而具体到农村宗教的发展现状更加不容乐观。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以农村社会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秩序在解体,传统的祖先崇拜、神道体系等民间信仰也基本碎片化,基督教“三自教会”、天主教等发展迅速,而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教会在政府的默许下也发展快速,一些邪教在部分地区也时有出现,比如“灵灵教”“呼喊派”等,在农村中危害不浅。因此,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对宗教领域的治理,具有其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鉴于涉及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在宗教治理中还需因地因时施策,防止一刀切。根据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国对宗教的管理将采取“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这意味着,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也需要对其采取一定的包容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当下正在改善中梵关系之际,还需循序渐进地制定完善的政策。而重点可能在于对宗教极端思想和势力、以及宗教渗透和宗教犯罪行为。即便在打击犯罪和极端思想的过程中,当严格依法进行,避免打击面过宽。

这就需要处理好宗教信仰自由与依法治理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在宗教治理过程中,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而不能搞运动式行政。这尤其体现在各地对宗教场所和建筑进行整治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在运动式行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滥权行为。比如,2014年曾引起海内外关注的温州三江教堂被拆事件,就是典型的行政滥权行为。因为三江教堂是经过地方主管部门批准修建的,若是违规建筑,为何当时批准修建,既然批准后来又为什么来整顿,前后行政过程所依凭的红线是什么?不仅教众没有,地方政府部门也没有。正是因为缺乏这个法律红线,政府没有明确的规定或执行中的人为纵容,导致了各种违规现象的出现。只有明确了法律的红线,不管是对教众还是对地方政府,只要违背就坚决查处,方能从源头上避免宗教乱象和行政滥权的出现。

这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即不同宗教间的差别化对待问题。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宗教歧视。中国政府部门需要避免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支持某一种宗教在当地的发展,甚至为其提供“特权”,潜在地构成对其他宗教的不平等待遇,造成不同宗教信众之间的紧张。比如外界质疑部分地区在对拆除基督新教教堂与清真教堂之间微妙的不同态度其实构成一种偏袒。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佛教、道教、乃至民间宗教都该获得平等竞争的发展机会。而一些引起信教群众之间不满的往往与政府无形中的“偏袒”有关。

依法治理还体现在任何宗教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以宗教信仰名义不服从国家法律。信教群众不能以保护宗教信仰为名,谋求特权,超越于国家法律和法规之上。这对于中国当下存在的宗教泛化问题更为重要。中国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在过去一段时期滋长了一种宗教特权,从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发生于2017年9月2日的“唐山事件”,在中国宗教治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名古冶清真寺阿訇杨振峰途径唐山一处国道收费站,因要求以宗教身份借封闭车道通行被拒,而与收费站职员发生冲突。随后引发大量回民穆斯林聚集,围堵打砸收费站,并在开平区政府集会,冲撞防暴警察。与以往不同,这次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明显地表现出宗教信仰自由不能超越法律的态度。这也是恪守宗教与世俗彼此互不干涉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要求。

从教堂整治到伊斯兰教泛化,法律都应当被作为彼此行为的红线,不管是对普通教众,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不可逾越。而这一点对地方政府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政府明令禁止,对违法行为零容忍,教众才会有法可依,依法而行,地方也就不会存在如此多的非法宗教活动。而某些地方政府对非法宗教的纵容,反而助长了一些地区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相关部门可以引以为鉴。
 

撰写:余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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