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嘻哈与革命歌曲 文化该怎样“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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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文娱界有两个事件在网上炒的很热,嘻哈歌手PG One和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在舆论场上掀起两场独立而遥相呼应的文化论战,一反一正,成为舆论中两个独立的旋风中心。它们都触及同一个问题:多元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碰撞,并都指向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政府监管。

第一个旋风中心是由中国嘻哈歌手PG One点燃的。PG One因一起网络娱乐节目《中国有嘻哈》而吸睛无数,但在一起绯闻事件后被网民爆出早期歌曲中充满着暴力、性、毒品,以及污辱女性的歌词,而正是这次事件引发社会对嘻哈歌手和嘻哈音乐的高度争议。部分社会舆论从对PG One的个人私德开始质疑,发展到对多数嘻哈歌手的背景加以挖掘,进而对嘻哈文化整体不信任,层层深入,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似的敏感和焦虑。这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保守群体对嘻哈文化的抵触具有一种非理性色彩。但或许因为这部分略显保守的社会意见往往占据着社会道德优势或政治正确,其诉求也往往被监管部门采纳。在舆论的压力和监管部门的管制下,以PG One为代表的一批嘻哈歌手被相关节目禁赛,一些不合规的嘻哈音乐也被下线。

另一起被推上舆论风口的是中国著名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一些民间改编的《黄河大合唱》娱乐版近期在网上广为流传,这被文化主管部门批为对革命经典的不尊重,并被官方媒体扣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相关视频也被限制传播。在外界看来,官方的这种指责实在有些过激。不管是革命歌曲,还是娱乐歌曲,在民间的文化中,始终表现为一种娱乐的取向。尽管这种改编确实将严肃的革命歌曲娱乐化加以调侃,但其初衷和目的显然不是指向革命的宏大叙事,不过是把革命歌曲作为一种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呈现和民间的一种理解。官方虽未指明这种做法就是别有用心,但将其背后的集体无意识批为历史虚无主义,似也不妥。在和平时期的社会文化中,作为宏大叙事的革命文化已有所消退,可能更多地应该归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社会文化的主体自然会发生改变。对革命文化的热情消退,并不意味着是对历史的虚无化。

中国嘻哈音乐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文化监管不宜急于求成(图源:VCG)

在以上的两起舆论事件中,中国相关监管部门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边是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诉求,另一边是对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的守护,在一种看似二元对立的文化对峙中,中国监管部门何去何从,似乎着实为难。其实,在面对社会中不同的文化声音和诉求,主管部门完全可以站在更加超越的位置上,以更加开放而坚定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的争论,评价标准和尺度应该比社会保守群体更为开放,以理性、发展的眼光引导、规范新兴文化的发展。

作为一个新文化类型,嘻哈音乐必然需要一个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化的过程,这离不开主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也离不开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中国嘻哈中的黑历史和渣滓糟粕自然需要清理,一些行为出格的个别歌手或个别歌曲若有违法或违规行为,当然需要依法治理和规范。但如果因一些瑕疵和不足而否定嘻哈文化整体,就有失偏颇了。中国嘻哈音乐中寻求自我、叛逆、乃至对抗的面向比较突出,也确实对社会文化秩序提出了挑战和冲击,尤其是在一种选秀型的大型娱乐活动聚焦下,对社会形成的冲击力可以理解。但嘻哈音乐本身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其内容既可以有堕落、叛逆、乃至对抗的负面,同样也有寻求自我实现,破旧立新,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面向。而舆论中表现出的对嘻哈音乐的据斥和恐惧,最主要的还是一些社会保守群体对嘻哈音乐的不理解和妖魔化想象所致。这就需要主管部门既对出格的音乐进行规范,也需引导主流社会对于新兴文化形式消除误解。

当然,即便对于嘻哈音乐中被视为“负面”的因素,也需以更开放的心态进行对待,它们既有现实的社会根源,又有其文化价值,不能一概否定,还需留有一定的空间。因为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社会主流、形成良性对话的角度和定位,回应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拷问,也是嘻哈音乐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价值塑造问题。但这个过程,需要文化间的对话和碰撞才能实现。如果对主流不认同的“负面”一概封杀,并不利于亚文化的成熟,也不利于增强主流文化的承受力和包容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事件其实既是中国嘻哈走向主流社会的一场文化洗礼,也是主流文化经受亚文化冲击的一次健身。

而《黄河大合唱》事件折射出的革命歌曲娱乐化,其实也主要是以革命文化与娱乐文化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不同定位和交流问题。以革命主义为取向的革命文化在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凝聚作用,这种历史意义不容否定,也值得人们永远的尊重。在主流文化中,深化革命文化的历史记忆,或以一种更新颖的方式阐释革命文化,都应该得到鼓励。而对革命文化的娱乐化,虽不够高雅严肃,但从定位上来说,它更是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的探索空间,其实完全可以大胆地开放,鼓励各种新形式文化的竞争,而不宜动辄上纲上线,划定过多不必要的红线,束缚人民群众创作的手脚。这于文化繁荣也无益。

革命歌曲的娱乐化不一定就是对历史的虚无主义

当然,要化解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根本矛盾,当有赖各方的沟通和善意。非主流文化的发展需要自由生长的空间,也可以有多元的文化诉求,但若要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开花结果,就很难脱离开中国的文化语境,离不开与主流文化的沟通。这就需要以一种建设性的心态而不是对抗性的心态参与对话,从而保持多元文化的积极意义,不至于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而官方本着对主流文化和价值的守护,对社会的文化价值有自己的导向,这是客观需要的。但即便如此,官方的引导也需以一种文化对话和文化竞争的方式进行,而不宜以一种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管制。文化间的交融和发展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它是不同文化价值长期对话的过程,官方的引导若不遵守文化规律,而依靠官僚主义的机械管理方式,以外在的行政力量进行文化干预,很可能会在粗放的行政过程中造成对异己文化的压制,甚至可能制造出更多对抗性的文化因子,人为地加大了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疏离和对立。如果在不当的干预中出现万马齐喑的文化肃杀局面,更加得不偿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间的冲突问题,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一直提倡的“和而不同”的问题,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理性的要义。如何塑造主流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超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分化与对抗,既是普通大众走向社会公共理性的一场现代洗礼,也是当政者构建现代文明国家的客观要求。当然,这是不同文化群体及其内部之间长期对话的结果,但因为官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起到一种主导作用,官方更应以包容开放的心态,以文化的方式切入到对话过程,而不宜急于求成,靠行政强力取代对话。

撰写:余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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