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决策层五年整风 政令不出中南海解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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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取势,落子开局,从江胡“九龙治水”的时代一路走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强烈的“立中央,强权威”的转型。政治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一转百转”的,涉及到国家、社会、民众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这个过程必然是激烈的、痛苦的,而且转变程序必定要历时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后的第一年。对于习近平而言,未来5年的执政周期,将是他引领中国走向“建党一百年”的关键时刻。

一个国家之变,首在官僚系统。四十年改革历程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庞大官僚系统的种种弊病。“政令不出中南海”,“山头主义”、“宁左勿右”、“官员无为”、“两面人”是其中最为典型突出的五种。它们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习近平在过去五年,无论是反腐、整风、党建,核心主旨之一就是与这些“弊病”作斗争的5年。因此在此时机,回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是如何应对官僚主义五大弊病的,是对习近平执政经验的总结,也能对十九大后中国执政理念有启迪和引导作用。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确保政令畅通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四十个年头。检点近40年的历史,由于中国地方经济势力的增长,各级政府的权力过大导致一些“诸侯管理体制”,乃至中央被架空。长此已久,这种“风刮不进,雨进不来”的情况,助长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气焰。尽管十八大后,中共第五代领导层从严治党,但中央命令仍难以全面落实到地方,地方官为了仕途上的升迁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十九大后,中共中央权威的大大提升,或许为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提供了条件。

在胡温执政时代,中共中央政府的政令不通,时常受到抵制。2012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通过整风、反腐等党内政治运动,打破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治现状,为十九大之后中央政策能够贯彻执行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是也要看到,“政令不畅”的问题并不能希冀可以一劳永逸的一朝解决。在中国基层政权中仍然该问题仍然凸显,如何将政策能够完整地从中南海贯彻到村干部,是习近平仍然要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仍在担忧“政令不畅”

长期以来,“政令不出中南海”一直是中共政坛久病不医的顽疾,它反映了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伴随着中国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面临着与其前任相似的难题,即如何让官僚系统高效运转,以有效应对和解决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转型危机。

其实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曾赴河北“御驾亲征”参加民主生活会,这种被认为明显带有毛式色彩的运动,当时便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用4天半的时间如此高调参加一个省级常委党内民主生活会议,一方面说明他对自己的“群众路线”的确很重视,另一方也表明他所推行的措施在党内尤其是省一级中间推行得并不顺畅,因此不得不“御驾亲征”,最后结果是整风运动在中共党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对2014年5月后李克强的表态进行总结,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2014年5月23日,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以异常严厉的语气犟调各部委‘守土有责’。随后,有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李克强为政策落实不到位已经“拍了桌子”,并多次强调要下大力气整治。

2014年10月,中央近日召开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会议作出批示强调,狠抓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并警告称,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外界认为,习近平的批示意在突破“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弊。

直到最近的2018年1月15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仍在强调“确保政令畅通”。

“政令不出中南海”形成的原因

40年前,邓小平将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借助广东对外开放的各种优势打开了局面。此后,中共中央将发展经济作为硬任务交给了地方,致使地方利益不断坐大,成为一个有着相对独立利益的主体,导致地方讨价还价,典型的政策包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因地方缺乏积极性和执行力,并不理想。

为什么中央强力推行的改革政策落实不到位,无法完成呢?分析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央提出的政策多具形式性,这些原则缺乏实际的针对性,导致分工不清,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其次,由于中央并未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地方,导致二者的关系不如地方与地方之间,中央无法直接调动改革的社会资源,无法切合改革主体的利益;第三,地方为了追逐经济上的成绩,忽视中央下达的各项政策,甚至是软性抵抗,双方都不会细致追究,长此以往导致政策无法得到执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所建立的官员等级体系就已经形成了当今的格局,层层指挥,隔层管控能力就减弱了。十八大以前,中国政府的权利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强大,中央的改革措施经常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官员的抵制。以最为典型的胡温时期为例,当时的中央被指缺乏足够的权威,导致九龙治水的局面,中央难以调度管控,政法系统成为周永康的独立王国,军队系统被郭伯雄徐才厚掌握,时任军委主席被架空。就连李克强推行的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也可以假意执行,甚至使其多次为政策落实不到位而怒拍桌子。

如何“摆脱”政令不出中南海

正是由于中央权威相对缺失,“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一问题被掩盖。直至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权威得到全面加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得以扭转,但随着一个强势中央的出现,官僚体制中那些原来麻痹了的神经节点被激活,这一体制的内在弊病就暴露了出来。官僚们出于政治保险的“宁左勿右”的政治冲动,给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造成困扰,亟待反思调整。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或许为改革方向创造了条件。分析指出,中央权威大大提升,习近平思想的提出,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产生,在党管经济的形势下,均有助于克服既得的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的改革阻力,成为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必要武器。

此外,在目前中共官场“余毒”仍在,腐败严重尚未改善的情况下,以中共持续强势反腐的背景下,严查中共中央政令落实,政令不通的环节在哪,揪出那些个人品质低下、欺上瞒下的问题官员,加强问责。在打击问题官员的同时,也要在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反映民意的政策下利用好执行官员。再就是对这些官员在执行过程中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此,方能有效克服长期以来政令不畅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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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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