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桌文化:人情之上 权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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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具有很高的政治含义(图源:VCG)

2018年春节长假结束,在假期亲人团聚的时刻,走亲访友,除了被七大姨八大姑花式拷问外,最让人头疼的事当然少不了喝酒。

在中国,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汉字成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很多典籍中都有关于酒和饮酒文化的记载,酒文化深入中国人的血脉深处,影响深远。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清朝时期,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是,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拥有、使用等。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酒类专卖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会有“国酒”、“国宴用酒”等专称。茅台之所以被赋予了如此高的政治含义,与中国历代政府对酒类的管理与控制传统有关。

在当代中国,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严重。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严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风气相对弱一些。如,西安、洛阳等传统政治中心,以及北京及其周边的东北、山东、河北等省市地区,劝酒、逼酒的风气极为盛行,因为逼酒构成刑事犯罪的事例不胜枚举;江浙岭南一带,劝酒风气则相对弱很多。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政治强制性弱了,但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的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

因被劝酒而喝进医院的人不在少数,2017年1月,26岁的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史国平在参加完导师组织的聚餐后倒在宿舍,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当晚聚餐菜单显示,5桌师生消费13瓶白酒。据家属说法,史国平不喝白酒,而这次他喝下的白酒超过半斤,老师不但未制止学生饮酒,反而劝酒。

中国独特的酒文化让很多人深受其害,却无可奈何。如今的商业活动、官场交际等,都少不了酒这个主角。不少人对于喝酒的态度很矛盾——喝酒应酬伤身又伤神,自己不愿意参加酒局;但是朋友摆酒不请自己的话,又感觉不被重视;自己不敬别人酒,担心显得不尊重别人;不接受别人敬酒,害怕驳了对方面子。这个时候,到了酒桌上,酒不是你自愿在喝,而是别人在强迫你喝。如果来敬酒的是领导,你更难拒绝。不是不能拒绝,而是拒绝可能会伤人情。

劝酒致人身亡因而担责的案例,已发生过不止一起,劝酒之风却难以刹住,正在于酒桌文化深嵌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这才是陋习的生存土壤。酒成了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却也成为社会腐败的催化剂。它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意义,被很多人当成了感情深浅度等的“试金石”,也因此成了“不得不喝”的东西。或许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横亘于人际关系的种种戒备太多太深,才特别需要通过酒精来解除它;劝酒者在敬酒时,或许是在告诉对方,我同意解除戒备,请你也这样,这类似于握手礼的起源,告诉对方:瞧,我手里没有武器,让我知道你也没有,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劝酒习俗在古代或许真的发挥过确保聚宴各方同时丧失战斗力的作用,因为喝醉酒的人是很难保持格斗能力的。

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也有政治烙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体制内出于政治活动的考虑,有特供酒。酒一直在“三公”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体制内的喝酒、劝酒、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是强制性的行为。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有着难解的关系。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来。

当代劝酒文化是传统社会酒文化的变体,是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内化到普通大众心中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或曰一种政治。只要酒的“政治液体”身份还在,酒桌的“权力场”还未消除,敬酒劝酒的习俗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撰写:时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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