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薄熙来案的司法演进说起 盘点大陆高官异地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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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2 04:43:48
2013年7月薄熙来案的审理中,薄熙来的辩护律师李贵方在庭审前查阅了薄熙来的全部案卷材料,复制了相关辩护证据,并与被告人薄熙来见面谈话20多次,就辩护思路与薄交换了意见。种种迹象表明,在薄案上,大陆司法程序明显进步了(图源:VCG)

北京时间201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题为《〈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 思想的光芒穿越时空》的文章,该文回顾了170年前的今天,《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共杰出人物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大都读了这本书后坚定政治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而在2017年11月20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的题为《坚持巩固深化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文章指出,中国落马高官薄熙来、孙政才等人,也正是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缺乏政治信仰,才走上腐败堕落道路,其堕落腐化的总根子出在思想政治上。该文同时指出,对薄、孙的查处,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2018年2月13日,孙政才已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将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至此,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七个副国级官员中,除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由军事检察院起诉、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死亡不予起诉外,周永康、令计划、孙政才由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薄熙来、苏荣由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起诉。而在周永康、令计划、孙政才、薄熙来、苏荣被立案审查前,其最后从政所在地则分别为北京和重庆。

盘点中共过去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被立案审查前曾在北京从政的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由河北省廊坊市检察院向廊坊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立案审查前为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长的王素毅,由北京市检察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立案审查前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由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立案审查前为安徽省副省长的倪发科,由山东省东营市检察院向东营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立案审查前曾在北京从政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由河北省廊坊市检察院向廊坊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据统计,近些年来,中国大陆90%以上职务犯罪高官都被指定到其从政地以外其它省份接受异地起诉和审判。异地审判高官贪腐案件虽尚未制度化,但已形成了司法惯例。

异地审判可追溯至辽宁“慕马案”

中国大陆高官贪腐案实行异地审判的惯例,可追溯至2001年辽宁“慕马案”。“慕马”二字因当时涉案的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而得名。在此之前,中国大陆高官贪腐案大都在犯罪所在地或犯罪人居住地接受公诉审判。中纪委在当时查办“慕马案”时,却发现马向东的妻子暗中利用当地关系网在干扰办案。为排除干扰,中纪委决定将该案转入异地公诉审判。至此,中国高官贪腐案实行异地审判逐渐成为惯例。

接受异地审判案件、负责起诉的检察院和审判的法院,一般设在同一城市,但也有例外。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即是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吉林省检察院侦查,并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辽宁“慕马案”后,中国大陆形成的对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腐案成熟的处理程序是:由中纪委立案检查,检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至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检查院指定由非犯罪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省级检察院侦查,侦查完毕,再移送至由最高法院指定的与该检察院同属一地的相应级别的人民法院起诉,并接受该法院的异地审判。

中国落马高官的审判法院内情

中国大陆审判落马高官的法院,首先考虑的是能有效预防贪腐官员关系网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保证法院能独立公正审判。其次是司法效率。综合考虑当事人、证人等参加诉讼的便利条件,以及异地羁押、异地侦查、异地起诉等所耗费的司法成本,中国大陆审判落马高官的法院一般选择离羁押地较近的重点城市。再次考虑的是受理法院的自身情况。受理法院一般有过高官贪腐案的审判经验,审判硬件设施好,能保证审判质量并能有效防范安全事件的发生。

因中国省部级高官判决后多在秦城监狱服刑,因此,北京的法院得到的机会较多。例如,除上述王素毅案和童名谦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还审理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案、中国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等;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还审理了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中国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中国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案、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案等。

毗邻北京的河北省以及稍远些的天津市和山东省,这些地方的中级人民法院也常常被指定管辖,接受异地审理案件。除上述刘铁男案、黄松有案在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外,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案则是由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因地缘相近,安徽省倪发科案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法院审理之前,安徽省落马的两名副省长(王怀忠、何闽旭)、一名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均在山东受审。

被指定审理落马高官的法院无疑是一种荣耀,但也是一种考验,因为此类案件的公众关注度较高,法律程序上要求也高。同时,也因对落马高官的审判往往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也是对办案人员政治上的一种考量。

据知情人士透露,成克杰在庭审前,成克杰专案组先后19次直接或间接地与成克杰谈话,从成的历次供述中,专案组提取出成的申辩理由,然后根据已掌握的证据,专案组拟定了周密的法庭讯问提纲,并做好了成在当庭推翻以往供述、当庭一言不发、证人作虚假证明等一系列可能发生情况的预案。为保证庭审效果,专案组设立模拟法庭。该法院领导观看专案组预演,并对出庭规则、临场应变甚至起诉书的宣读、举证时的语调等细节都进行了指点。

据内部消息,陈良宇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方面为陈良宇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准备工作。直至法院开庭前,检法方面还在演练庭审,以便使得庭审的整个流程都衔接完美。据说,陈良宇什么时间休息、什么时间去洗手间,法检方面都有着严格预案。

薄熙来案的司法演进

2000年2月13日至14日,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行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15日,法院一审判处胡长清死刑。胡长清不服提起上诉。同年3月1日,胡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并报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同年3月8日,胡长清在江西省南昌市被执行死刑。

从开庭审理到死刑执行,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处决一个副省级高官,这样的“办案效率”十分罕见,也引发了当时媒体舆论“过于草率”的质疑,也饱受法学界所诟病。

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法治进程还是在不断演进的。据陈良宇案的辩护律师高子程讲,他在2007年陈良宇案的辩护中,明显感到该案的司法程序比他过去代理的其他高官案件做得更好,当时他被允许到羁押陈的秦城监狱与陈见面谈话4次,在当时的法治环境下,这也许算是进步了。

而到2013年7月薄熙来案的公诉审理中,代理律师的许多司法障碍似乎都已不存在了。薄熙来案的辩护律师李贵方在庭审前查阅了薄熙来的全部案卷材料,复制了相关辩护证据,并且与被告人薄熙来见面谈话20多次,也就辩护思路与薄交换了意见。

而薄案的另一位辩护律师王兆峰透露:“与薄的见面谈话是在单独情况下进行的,见面时间或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有时还谈话到晚上很晚的时候才散,最多的时候每周去和薄见面谈话六次。”

专业人士分析,薄案能做到公开审理,一方面说明薄案案情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大陆的司法程序明显进步了。相比过去20多年对贪腐高官案件的公诉审理,大陆法治化水平在薄熙来案上出现了一个高峰。

撰写:柳青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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