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习时代党政机构变革 戊戌年中国迈入体制驱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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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戊戌年的中国政治注定不平静。

当关于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讨论稍显平息之后,北京时间3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了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一轮改革方案,将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布满红星的穹顶下,由近3,000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审议并通过。与1998年朱镕基进行国务院改革之后,历次中国大部制改革都会在正式消息公布前进行轰轰烈烈的讨论不同,此次中国要进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消息,在2月底才向外界公布,方案的透露到通过,用时不足一月,突兀,但是中南海显得胸有成竹。

从具体改革内容来看,所有的细节似乎都在证明,作为中国历史周期进入习近平时代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其轨迹和目的与过去20年的几次所谓“大部制改革”截然不同,其目的服务于中共“两个一百年”,时间坐标指向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49中共建国100年,可以将其视作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呈现。

靴子落地,这一轮机构改革意味着在“习时代”,改革2.0版的时期,中国的国家机构开始试图去重新匹配时代的跃迁和发展要求,包含政府体制,社会运行,政企关系,央地关系等诸多要素开始重构,改革再度进入体制驱动的时期。

改革动因:“构建强有力的领导结构”

多维新闻此前在《中共三中为何首度提前召开?三大解读习近平机构改革》对于习近平为何要在此时推动新一轮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过解读,认为改革的关键原因在于“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这一点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决议,李克强关于国家机构改革的说明报告,以及近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丁薛祥、刘鹤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解读,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

习近平推动的此次中国党政机构改革,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动因(图源:Reuters)

但是这个“答案”只是第一重。更深一层的改革动因,在习近平的意识中,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如果继续保持中共政权的稳固和改革发展的深入,领导结构的坚强有力在既定情势下是首要环节,领导结构包括执政党体系和领导核心两个主要部分,这也是现任政治局常委,有“三朝帝师”之称的王沪宁早期重要的政治观点。他认为,“现代各国的社会发展雄辩地证明,强而有力、组织严密的政党系统及其核心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织保证和体制资源”。

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习的布局来看,其实就是在围绕这两个因素在布局,反腐,整党,“习核心”,修改国家主席任期,以及机构改革,所有这些影响、波及中国的重大举措背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体系和核心,是最根本的动因。这个核心,毋庸置疑,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体系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简要的理解就可以视为“党和国家机构”。

重构改革 体制驱动

这次中共进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或许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定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度进入了“体制驱动”的时代。

从历史上来看,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离不开体制驱动。

朱镕基从1994年至1998年间推动的历次改革,都是在认识到以机构为主要构成的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社会快速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后而推行的。可以说,过去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中国体制改革史,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让国家治理体系匹配国家发展的努力与尝试。整体而言,政府部委系统不断适应新时代形势环境的变化,渐趋精简和高效。

从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之后,时至今日。今天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局部改革已使社会调控体制的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各项局部的改革已经达到自己的定点,新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总体性重构方能得到解决。这也是王沪宁此前在《中国九十年代的战略抉择》一论文中秉持的观点。对此他给出的药方是重构中国社会调控体制的战略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构想出整个社会调控体制的总体再构原则和蓝图,以将十余年来积累的局部改革总结成总体机制,并平衡各局部改革之间的差落。现在需要做出的选择是,形成新的有效的体制,构建中国九十年代之后乃至下个世纪现代化进程的体制保障。

一个好的体制,能够焕发这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其中尤其是一些政府机构,设立得当,不仅不会如传统西方学者观点那样禁锢改革,反而能够有效推动改革深化,例如早期的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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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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