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观音》:不能诉诸法律的台湾政治黑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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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惠英红在《血观音》中饰演棠夫人(图源:VCG)

第54届台湾金马奖由《血观音》拿下最佳剧情长片。同时,这部电影也在即将到来的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被提名为2018年最佳两岸华语电影。《血观音》把上流社会官夫人间的勾心斗角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权谋算计、阴狠手段堪称女版的《教父》。

《血观音》由台湾导演杨雅喆执导,惠英红、吴可熙及文琪主演,描述在女人组成的棠府里,住着3位不同世代但一样懂人心的女性,由棠夫人主持大局,穿梭权贵间,靠着高超手腕与柔软身段,在复杂的政商关系中生存取利;个性如刺猬般的大女儿棠宁为求母亲肯定,勉力配合;乖巧的小女儿棠真多半静静观察,唯母命是从。直到某天,棠家亲密友人惨遭灭门事件爆发,三人各自被牵扯其中,一向以大局为重的棠夫人,为了守护一切,费尽心机,却让三人走向不同的命运……

电影中除了城府深沉的算计,在利益面前的人性黑暗,主角之间扭曲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对台湾历史的多方影射。包含了政客炒地皮、黑金勾结、灭门血案、汤英伸和火车上的性侵案等等。

政客联盟炒地皮

在白手套身份的棠夫人居中协调下,一群意欲透过土地开发计划捞钱的政客联盟形成,故事也就此拉开序幕。政客联盟透过林议员所在的农会违法超贷,将庞大的金额投入秀山的土地,意图从中牟取巨额暴利。

在接连夺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女主角等大奖的《血观音》里,一切的权力欲求皆源于土地开发、地皮的炒卖。导演杨雅喆说:“我们的社会看起来很民主,但我们都是银行跟财团的奴隶。我真的对炒地皮很痛恨,也不要加入这个游戏。”

政客联盟炒地皮的事件让人联想到十几年前台湾发生过农会利用职权违法超贷,引发挤兑风暴的事件。农会掌管地方政治经济大权,大批公共资源通过农会向农民流动。1995年至1999年,连环爆发的彰化、丰原、万峦、中坜等多起农会挤兑风波,财政部与内政部相互推诿责任归属,互踢皮球。

容易被忽略却有庞大利益的基层农会,其中超贷浮滥、总干事大权在握、缺乏监督等问题,都值得被关心。

Marco的故事还在延续

“没有人是局外人”是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口号,也是导演杨雅喆用来宣传电影的一句口号。原住民的处境并非孤岛,而是社会网罗的命运共同体。杨雅喆说,过去财团圈地,原住民被赶出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前到现在根本没有改变。”

在电影中的林家血案,林家聘雇的原住民马夫Marco在第一时间被怀疑是因感情而痛下杀手的嫌犯。随着剧情的进展,才掀开Marco身份证被扣押,自由被剥夺,甚至成为女主人性工具的真相,他位处权力架构中的最底层,命运不由自主。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1986年发生的“汤英伸案”。一个年仅19岁的优秀邹族少年汤英伸到台北找工作,不但被索取高额的介绍费,还遭雇主扣留证件并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承受种种不人道的对待。最后在一次与雇主的激烈冲突中,杀了雇主一家三口,成为台湾史上最年轻的死刑犯。

随着案情发展,社会大众开始注意到案件背后涉及原住民族长期遭汉人欺压、歧视和剥削等长期被忽视的议题。在汤英伸案发生后,台湾原住民的权益渐渐获得更多重视,原住民运动蓬勃发展,包括正名运动与还我土地运动等,也得到更多讨论与改善。

然而,限制自由、榨取劳力的现象到现在仍尚未从台湾消失。许多从东南亚来台湾工作的移工,也是要付上高额的中介费并被扣留证件“防止逃跑”。如此高压的做法,是否符合民主社会对人权议题的重视,未来对外籍移工的政策该如何发展,都值得被各界关心与讨论。社会上的集体情绪,对不公的无可申诉,只能寄托于电影的世界。

《血观音》除了对政治历史案件做了许多引用与暗示,也对玩弄金钱权力的上流社会多所讽刺。观音这个意象折射了台湾当下的社会情绪:下面的人无法改变,只能求诸虚妄的神佛,上面的人却以神佛的遮蔽,以图争权夺利。

撰写:时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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