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港澳获重任 习近平究竟如何看待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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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9 02:22:30
坊间流传韩正“被边缘化”的说法站不住脚(图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是中共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机构,近日有消息证实,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将担任新一任组长。或许是由于这一说法与此前舆论中的预测相差太大(栗战书、王岐山、王沪宁等都被认为是热门人选,而韩正甚至不在很多观察人士的视野之内),外界同时出现了另一种传言,认为习近平对韩正“并不满意”,之所以出现常务副总理分管港澳事务这种“反常现象”,就是因为习近平“不喜欢”韩正才将他“边缘化”。

但如果对中国政治有足够的了解,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上述传闻无法令人信服。

习氏用人哲学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目前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的政治局常委内部曾被西方媒体称为“全世界最民主的地方”,各个常委之间地位相当,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决策。但随着中共十九大后中国进入“新时代”,换届后的政治局,常委之间已经不再是平行关系,中国官方通讯社在2018年“两会”之后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书面述职”,且习近平针对每个人的述职做了“个性化点评”,已经充分说明习近平与其他六常委之间形成了上下级关系。

这种对于中共以往政治常规的打破,可以视为习近平身上领导自信的充分体现。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真有所谓的“不满意”、“不喜欢”韩正,习近平根本不会把港澳事务这一目前对中共来说仅次于台湾事务的重要工作交给韩正。

尤其是港澳领导小组组长这一角色,恰恰是“边缘化”的反面。从目前的香港社会来看,相当一部分港人并没有完全接受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的“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国’”,反而对于“自治权旁落”、“两制消失”等论调更为关注。有学者指出,此前香港终审法院对“占中三子案”做出逆转性判决,便是香港精英阶层面对国际上批评香港“法治左转”而做出反向调整、迎合西方普世价值的心理体现;本是有利于经济民生发展的沪深港高铁“一地两检”的政策安排,也遭到香港部分群体的激烈反弹;甚至大学校园里的“撕海报”、普通话测试都能在香港社会掀起风波。矛盾错综复杂的港澳事务不论交给谁,都是一副充满挑战的重担,如此重大的责任,习近平岂能交到一个“不满意”的人手里?

香港的种种乱象,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经济民生。有评论认为,中国主导港澳事务的官员由党务系统转移到国务院系统,正好应和了香港阶段性发展目标,即“由泛政治化向经济民生过渡,从宏观政治管制到具体的城市和经济治理”,有助于香港更快地融入中国内地发展的快车道。

特别是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经济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其中的重要抓手,而韩正主政上海时恰恰有参与杭州湾大湾区的相关规划与讨论,积累了相关经验。由韩正出任港澳小组组长,或许正体现了中共治港的新思路。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理论讲究“道”与“术”的辩证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展示出的用人哲学,在“道”的层面最终指向实现中共“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承诺,在“术”的层面就是只要有助于完成相应阶段的历史使命,所有合适的人选都可以“为我所用”。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实用主义的用人观,显然不会因为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而决定是否重用,所谓“不喜欢”的说法更多带有一种窥视红墙内幕的游戏心态。

从过去五年习近平对上海的态度来看,所谓“不喜欢韩正”只能是无稽之谈(图源:新华社)
作为“排头兵”的上海

说到韩正,不能不提他身上的“上海”标签。十九大“入常”之前,韩正所有的政务履历全部都在上海,且十八大的五年间,韩正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是习近平第一个最高领导人任期内的地方大员。习近平对韩正态度如何,从习近平对上海的态度上便可知一二。

最突出的一点是,从2013年至2017年,习近平连续五年在中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且每次都是下团组的第二站、地方代表团的第一站。在历次上海代表团的发言中,习近平提到最多的词就是治理与创新。

2014年的团组讨论中,习近平提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2015年提出“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2017年更是直接点出“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

关于创新的内容则大多与科技挂钩,2013年要求上海“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2015年提出“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讲话两个月后上海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22条意见》),2016年的要求提高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上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2017年则进一步提高到“强化区内改革同全市改革的联动、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联动,不断放大政策集成效应”。

此外,习近平历年在上海代表团还曾说到人才培育、从严治党、工作作风(钉钉子精神)、两岸关系及对台政策等多领域内容。

从上述表现可以看出,习近平在十八大期间始终将上海定位为的“排头兵”与“先行者”,上海要为整个中国的改革与创新“走出一条路”并积累经验。尤其是对于上海的要求与期望年年加码,正说明了习近平对于以韩正为首的上海市领导班子的肯定。

除了在治理与创新上加码,上海更是在过去五年间频繁承担着深化改革“试验田”的角色,其中的典型莫过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与建设。习近平给予了上海自贸区很大的关注,在自贸区挂牌成立后不久就向上海提出“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2014年5月,习近平更是亲自去上海考察,主要行程集中在自贸区。对于当时自贸区在建设与运行中取得的成效,大陆官媒新华社描述习近平的反应是“很高兴”,并在考察期间“对上海发展变化和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给予肯定”。

到了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指示上海“要以自贸区突破口,全力深化改革攻坚”;2016年底,习近平再次肯定了上海市的工作,并要求“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2017年则进一步表述为“要努力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对自贸区、对上海的肯定,实际也是对上海主政官员的肯定。除了自贸区,诸如规范官员配偶及子女经商试点、“营改增”试点、房产税试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基层建立审批“证照库”和“数据池”试点、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等诸多重要的新政策试验,上海都是第一个或第一批从中央政府手中接过令牌。如果真的对韩正不够信任,很难相像习近平会把这么多重要的制度探索放在上海进行。

当然,上海承担起“培育良种、传播经验”的重任,也与其“政治高地”的特殊性有关。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构成,就有了主政上海的地方大员“入局”的惯例。而包括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习近平、俞正声等曾担任上海一把手的中共元老或现任高层,最后都跻身政治局常委,韩正在十九大上“入常”延续了这一惯例。与其用西方媒体带有权斗思维的“派系”来解释,不如说上海这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桥头堡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这种独特“区位”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其执政主官决定的。有观察人士指出,从江泽民、朱镕基一路传承到俞正声、韩正这样的“海派官员”,他们的存在就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根本原因。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贡献于斯,身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敢得风气之先,对于金融、经济、工业、教育、社区建设等大都市发展、改革的方方面面十分熟悉,更具开放思维和国际视野,也更有现代意识和区域整合统筹的眼光。对于韩正这样已经身居最高层的“海派”,习近平想必更清楚他的作用与价值。

因此可以推断,在香港问题挑战严峻且正需要“以柔克刚”的背景下,在独属于习近平用人观的指导下,韩正作为对超大型都市的优势、问题和挑战了如指掌的中共最高层成员,既知封闭之苦,亦明纵容之祸,正是主导港澳事务的可信任人选。那些所谓的“不满意”、“不喜欢”的传言,大概只能是坊间街头巷议的谈资罢了。

撰写: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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