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被“废黜”的中国改革派元老:胡耀邦为何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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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评价胡耀邦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即使是中国决策层,对于胡耀邦的评价也非常谨慎。邓小平曾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自视为“胡耀邦反对派”的中共元老邓力群评价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报恶意”。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赞誉胡耀邦“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

如果要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胡耀邦是绕不开的那个人。在整个80年代,胡耀邦文革后的上台,后来的失势和去世,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动荡和思潮解放的导火索。胡耀邦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在思想上的解放,他给文革后依然肃杀的社会气氛带来了一丝春分和宽容,这种放松的气氛成为今天很多人怀念早期改革开放的原因,要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胡耀邦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当然,最后让他被“罢黜”的原因也是这种“失之于宽”,对这一点也要清晰的认识。从那之后,胡耀邦的经验中国官员在执政风格怀柔和坚定,尤其用怎样的执政手法去面对改革过程中一些有突破性意义的政策,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给严酷的政治带来“宽容”之风

从毛泽东之后,曾经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人物,在民间的表述中,通常有着“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感。即使被视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因为在六四事件中的态度而争议颇多。但是似乎唯独只有胡耀邦,无论在官场内部还是民间,都留下了广泛的声誉。

这种声誉,首先源自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之后中共“收拾人心”的三大措施“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胡耀邦都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主导者和推动者角色。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年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重新平反。经过平反活动,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改革年代,一个合格执政者如何处理“宽与严”的辩证关系,胡耀邦成为最成功的案例和最“失败”的样板(图源:VCG)

但是随后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如人所愿,八六学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高层认为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求其辞职;并指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

本系列的文章,旨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中国人或许不仅仅是自豪于对于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还应该看到那些“改革中的失意者”,去反思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其基因是什么?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同时也要去看到这批官员也是这四十年改革的一部分,他们是一批又一批的闯关者,改革四十年以来,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笑到了最后。

回到胡耀邦身上,他给中国政治带来宽柔之风,但同样失之于宽,改革年代,一个合格执政者如何处理“宽与严”的辩证关系,胡耀邦成为最成功的案例和最“失败”的样板。

直至今天,当中国人想念起胡耀邦时,及时他的“政敌”,都承认胡耀邦质朴、低调、宽容的公众形象。即使是胡耀邦的政敌,对于这一点都好不否认。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此前一年党内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胡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放到时代的进程中去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就从一个早期的理想型政党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列宁式政党。革命年代的残酷将“宽容”从这个政党的性格中“排挤出去”,战争期间容不得太多的同情心,所以在延安整风时,中共更倾向于“宁缺毋滥”式地对待某些潜在的“叛徒”。

在1949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胡在主持平反工作时表现出一种在政治年代少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他的平反政策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身份政治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在政治上为邓小平赢得了充份的民意支持,这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

可以说,在胡耀邦,很多中共重大的改革举措上,在宽松的氛围中,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甚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和质询,是非常必要的。顶层设计本身,在中共党内也是相对公开和透明的,中共元老和他们的智囊团都可以参与制定。

但是,在一个思想澎湃,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澎湃年代中,过于宽松就不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而胡耀邦一生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个方面。今天后世对于胡耀邦不多的批评声中,在民族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认识不够,过于“宽容”造成西藏和新疆的局势不稳,后续影响甚至绵延到今天。例如邓小平曾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

不同时代的“改革” 不同的胡耀邦

2015年《纽约时报中文网》曾刊发原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周炜乐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胡耀邦”三个字背后的政治意涵变化,贯穿在他逝世后至今的27年间。在这期间,中共曾经发表过三次纪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献:第一次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会上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所致的悼词(以下简称“悼词”);第二次是2005年11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纪念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90周年讲话”);最近一次为2015年11月习近平在百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百周年讲话”)。细读这三份文本,可以发现,三次纪念胡耀邦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为胡耀邦的形象打上了不同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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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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