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应依法追究殴打香港记者的肇事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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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7 06:14:36

今年5月12日是中国四川省汶川大地震10周年,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在当地采访家长祭祀时,突遭两名村官殴打约一分钟,致使身体多处受伤。此事发生后,有线电视立即表示愤慨及不能接受,致电四川省新闻办和国务院港澳办,“要求彻查事件并保障记者在当地采访自由及人身安全”。恰巧事情发生时林郑月娥带领的港府团队正在四川访问,亦迅速“向国务院港澳办及四川省港澳办反映,要求做出彻查”。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在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祭祀期间到当地采访,遭两名村官殴打(图源:VCG)

如今该事已经过去多日,除了两名涉事村官在压力下向记者道歉外,早先港府要求四川省进行的彻查并未有新进展,似乎不了了之。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对于盛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大陆地方官场,为维护表面上的稳定,大事尚且有可能化小,何况这样一件在不少地方官吏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

然而,这绝非一件能不了了之的“小事”。一是因为这件事牵涉陆港两地,而在陆港两地之间,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小事”。众所周知,近年来因为陆港两地一系列摩擦、争拗,双方互信已经陷入相对脆弱的状态,民间更是呈现情绪对立的紧绷态势。在此情况下,为了增进两地互信,弥合两地对立情绪,即便是昔日看来再小的事情,都应慎重处理。更何况这件事并不小,已经引发了香港舆论的普遍关注,不少声音都在要求林郑月娥及特区政府跟进解决,所以特区政府才会表示“四川省政府会跟进及查明,相信有进展后会向港方交代”。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令本来就紧张的陆港关系雪上加霜,进一步拉大陆港双方的心理距离,所以,无论是为了给港人一个交代,还是出于北京治港日益重视维护特首和特区政府权威的考量,该事都不应该不了了之,而是应该依法严厉追究。

二是因为涉事官员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该事涉案人员有一位是当地村委副书记,属于中共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3条规定,“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对他人进行殴打、体罚”,“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该村官对香港记者的殴打,即便不能算“情节较重的”,至少也属于“情节较轻的”,应“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亦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若涉及“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情况更为严重。而且如果这两位村官是公务员的话,还同时触犯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法律的尊严在于实施,既然两位村官触犯了党纪、法律,自然应该依法追究,否则就是背离党纪,就是有法不依。在这一点上,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一位辅警因为违法传播滴滴顺风车遇难空姐的现场遗体照片而遭到刑拘,就是对四川的启示。

三是因为这件事折射出了中国基层治理的难题,针对这些恶霸一方、目无国法的官员,必须树立起一个依法处理的样板,以儆效尤。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两名涉事村官之所以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他人,恐怕并不是因为对方是香港记者,也不单单是因为不想让负面新闻曝光,而更可能是因为自己平常就在乡里乡村嚣张跋扈惯了,平常对治下的百姓,也可能就是这个蛮横态度。

往更深一层来说,这其实是自古以来中国基层治理难以清除的毒瘤和恶习。对于公权力而言,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和神经末梢,中央权威往往鞭长莫及,既难以选拔足够数量德才兼具的官吏,又难以有效约束基层官吏,以至于基层官吏欺压民众、为虎作伥的现象延续上千年,始终无法根治。更严重的情况是,因为公权力能量有限,加之地方宗族、黑恶力量错综复杂,基层官吏有时不得不与山寨王、地头蛇甚至地痞流氓之流共存,甚至二者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种情况长期下去极其危险。因为基层官吏是公权力在基层的象征和代言人,是普通民众最常接触到的官吏,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公权力在广大民众心里的形象。所谓“吏治不清,民由何安”,基层官吏的贪腐和骄横,都是在吞噬公权力的政治根基,败坏社会风气,加剧官民矛盾。而且此类情况只要多到某个临界点,必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再坚固的政权都会轰然倒塌。这样深刻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大贪巨奸的老虎固然可以“亡党亡国”,那些数量更多的普通官吏作恶,同样会蠹众木折,危及国家长治久安,用“亡党亡国”来形容也不为过。

正因这样,中共自毛时代开始就非常注重基层吏治,包括建立起纪检监察体系对基层官吏进行法治和道德教育。但由于制度建设存在短板,加之几千年以来的官僚主义文化浸染,基层官吏作恶仍不在少数,不少官僚抱着“天高皇帝远”的心态横行乡里,甚至已经出现了黑社会化的趋势。这种情况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腐败,一种政治上的腐败。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开始厉行全面从严治党,掀起力度空前的反腐行动,扭转了腐败猖獗之势,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官场风气,但此次香港记者被殴打事件揭示出,吏治形势依然严峻,亟待解决。

治国先治吏,殷鉴尚未远。这既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告诫为政者吏治之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又是现代政治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的最基本要求。因为若无风清气正的基层吏治建设作为支撑,无论是新时代追求的“以人为中心”的施政目标,还是国家一系列宏达目标的推进和实现,以及软实力的构建,都可能无从谈起。而基层吏治的关键,除了在于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之外,还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敢于依法惩处违法的官员。

总之,无论是为了陆港两地民间关系的和谐相处,为了给受害人和特区政府一个交代,还是为了维护中共党纪和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抑或是推进至为重要的基层吏治,都应该依法追究这两位涉事村官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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