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反思那场浩大的“向西方学习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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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6 20:44:16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16年之前,当中国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派遣中国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学习时,媒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场维持近二十年的,中国官僚系统向西方学习,打造“学习型政府”的项目今天正在走向式微,当下,我们该如何去反思这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因为中美贸易谈判走入公众视野后,他曾经在美国哈佛接受培训教育的经历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16年之前,当中国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派遣中国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学习时,媒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当时受训的中国官员中,既有李源潮这样后来走进政治局的中共高级官员,也有像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这样落马的中共高官。而刚刚在中美贸易战中,作为习近平特使率领中方团队与美国打交道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曾经是这个庞大培训项目的一员。

这场维持近二十年的,中国官僚系统向西方学习,打造“学习型政府”的项目,是否在当下中国政府宣布要推行“中国方案”的背景下开始式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治理方式的培训,当习近平宣布要打造“现代治理能力和现代治理体系”,向世界推广中国方案后,中国还应该派出官员去西方进行学习吗?

高潮阶段 万名中国党政高官派赴美国

历史的有趣恰恰在这里,对于哈佛学习经历念念不忘的李源潮,在他成为中共组织部部长后,开始在中共党内大力推行这种培训和学习。这当然离不开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肯定——胡锦涛批示,“要求抓好领导干部的境外学习,多开辟新的途径让领导干部到国外的名牌大学、研究机构去学习深造”。

由此,一场声势浩荡的境外学习风潮在党内中高层兴起。

对于官员接受美国高校培训,中共党内仍然有担忧这是一种“和平演变”(图源:Reuters)

2001年底,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在提出了这个构想之后,合作伙伴的选择便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要选就选最好的”,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自然被列为发展研究中心的首选对象。

碰巧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当时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合作伙伴。”虽然当时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和清华的特殊关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终被邀请加入了这个培训计划。

至此,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举办形式被确立下来。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约。对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曾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每年面向 60 位左右的中国官员开展培训。这些官员由中组部选派,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培训对于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与细致:选派官员以中青年官员为主,倾向于地方官员,级别要求为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

自此,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他们在哈佛学到了什么?”

在如此庞大的学习项目中,中国官员,究竟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学府中,学到了什么?

可能最多的是在公共政策层面,例如“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美国部分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对中国官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技能培训。包括关于怎样构建一个基本框架来创造公共价值观,获得公众的支持;怎样通过劝说协商来提高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能力,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领导力。

专栏: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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