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之困:从一条鞭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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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2 08:53:39

上周末清华大学一书店内举办的一场主题为《小历史看大世界:乡村能告诉我们什么》的沙龙,乡村建设这个话题被热议。

虽然特别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但在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府往往将此政策执行走样,无法获得扶贫的最大功效(图源:新华社)

子虚乌有的张居正变法

乡村能告诉我们什么?

能告诉人们有别于宏大历史叙事后的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历史。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在整场沙龙中表达了这样的一层意思。不过就像沙龙主题那样,关注小历史并非纠结于历史细节,而是要对大世界进行某种借鉴和影响。

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对现实的启示意义。沙龙过程中,刘志伟教授给出了一个令在中国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吃惊的一个结论:张居正变法“子虚乌有”。他表示,所有教科书中,甚至是权威书刊中都会这样告诉人们历史如此,但他通过研究乡村中的历史文献发现,“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是子虚乌有的历史。”

当然,刘教授并非要标新立异,其主旨是要说,这场影响深远的改革本源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变革。他说:“大历史往往需要寻找非常有名的改革家,甚至要借助皇帝的力量推行。从商鞅变法、杨炎两税法,王安石变法都如此。然而明代,没有如张居正如此高的官提出变法,甚至也不是皇帝出来推行变法。一条鞭法是非常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变法,由县官,最高到府、省一级官员的推动下,进行的一场有关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改革。”

他表示,明代非常强调遵循祖宗之法,因此历代皇帝很难有勇气去改变朱元璋当年立下的制度。但“一条鞭”的确在明朝的版图中确实施行,这是因为陈旧的制度不能适应明朝地方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地方于是采取了类似“一条鞭”的具体政策,结果发现非常有效,于是开始扩展,从州县到府、省级,进而变为既成事实。

本地的需求

历史往往能够照进现实。当沙龙讲到这里时,笔者立刻想到,这与40年前小岗村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有着同样的历史轨迹,同样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在笔者调研小岗村期间,严俊昌、严宏昌等当年的带头人给笔者讲述了在他们按了手印之后,从村、镇、县,再到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各级领导是如何顶住压力推行这套自下而上的“大逆不道”的却是当地农民切实需要的“资本主义”。

在这场沙龙中,还来了一位扎根基层一线的工作者,他表示,如果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切切实实扎根基层。他表示村子会有其自身的特点:“村庄内的组织形式下,没有花长时间,外地人或者官员根本无法融进去。”在基层工作中,很多人往往太着急,带着理想去做,却不知道最为关键的是什么——本地的需要。“不是我想对你好就可以了,这往往导致越想做好却越做不好,越抵触。”

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如一位明星建筑师,他在当地建设了作品,然后拍照后上杂志发表。然而这个建筑只能是建筑师的建筑,而非村民生活的房子。最后他表示,其实乡村很需要当地能人,而在外求学之后的当地人能否在回去就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三座大山

回到扶贫的话题,虽然中国目前有非常大的财力去扶贫,但这样的“大手笔”不能蜕化成村民眼中的“发钱”。

多维新闻在调研了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几个偏远的扶贫山区后,发现压在“精准扶贫”工程上的三座大山,并在文章《精准扶贫:高层有志 基层缺智 贫民不知》中提到了多年来中国扶贫过程中遇到的普遍现象:贫困人群已经习惯于将扶贫同“上面发钱”划等号。其实,每一个有些许智识的人都了解,当扶贫变成了等待发钱,贫穷是扶不起来的。

中国政府也明确表示,用于扶贫的4,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重点要投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工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发展、教育卫生改善等。

精准扶贫是一套“自上而下”具有明确目标的战略,与小岗村和一条鞭法“自下而上”的改革有着不同的逻辑。自下而上的改革面临的是陈旧制度的制约,而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需要克服理想变为现实的困难,即落实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存在于自上而下的各层官僚系统中,尤其是在最基层。而基层面临村民往往又存在短视、利益抱团、家族、思维固化的问题,似乎“发钱”来的更实惠……

所以就如沙龙中所言,“本地的需求”才是关键。而如何才能发掘本地的需求?这恐怕就是关键的关键吧。

撰写: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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