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河”背后 解码历代中共领导人的群众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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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7 04:32:04

中国明代大哲王阳明,得罪权贵后被从京城北京发配至中国西南部山区,途径贵州龙场,内外交困之下的王阳明内心豁然了悟,其后创立心学并开始贵州讲学,史称“龙场悟道”。神似的是,中共几代领导人当年都曾经历文革,在文革这所政治大学校里,有人折戟沉沙,有人一蹶不振,有人蓄势待发,有人独立思考,有人了然开悟……

中共建党97周年在即的6月28日,官媒推出12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讲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以及那里几十年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五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四十多个外语版也在筹划中。而今年5月份,纪实文学《梁家河》一书在陕西省首发。

回溯至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以及家人现身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习对在场的梁家河乡亲介绍夫人彭丽媛,“这是我的婆姨”。也就在那一瞬间,中国陕北的这个小山村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人们不禁要问,梁家河之于习近平到底意味着什么?

“梁家河有大学问”

1962年,作为中共高饶事件的余波,中国革命时期出身高岗西北军“山头”的习仲勋受到冲击。事件起因是,小说《刘志丹》创作阶段,习仲勋参与贡献了写作构思。小说成书出版后,康生称小说《刘志丹》是在为高岗鸣冤平反。一次会议上,康给毛泽东递了一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

文革开始后,习仲勋及其家庭更是大受冲击,其子女被外界称为“黑帮子弟”,这当中就有二子习近平。1969年,刚刚接受审查后身体异常虚弱的习近平,响应中共领袖毛泽东“上山下乡”号召插队来到梁家河大队。

对扎根梁家河的这7年,习近平后来称“梁家河有大学问”。

梁家河正在成为中共新的“红色圣地”(图源:VCG)

习近平自称,正是在梁家河,和当地村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起种田、修筑大坝、修建沼气池,他从中学到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要知道,在北京的深宅大院,习近平是没办法接触普通民众的。

爱好历史的习近平曾对身边人评论道,中国历史上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文韬武略一般,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他们都善于团结有本领的文臣武将甚至普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习重视团结的“群众观点”。

正是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习近平讲话平易近人的风格,上台执政之初,习即被中国普通民众视为“接地气的领导人”,这无形中也帮助塑造了习的政治权威。而接下来习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复活,更是被外界指为是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举措。

可以说,梁家河对于习近平而言,是他思考中共“群众路线”的开端,某种程度上,与当年毛泽东在湖南考察之后,确定要农村包围城市,走群众路线的意义相似。

当然,习近平亦曾多次强调中共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而陕北梁家河作为文革时期大量接纳城市青年的接待站,中共今时今日将之打上别样的“红色印记”,尤为意味深长。

邓小平反思文革

1978年11月,文革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会面时任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对于这场会面,李光耀后来回忆称,时年74岁的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理由是,面对不愉快的现实,邓随时愿意做出改变。

仅仅两个月后的1979年1月,在华盛顿国宴上,莎莉麦莲对访美的邓小平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植番茄的生活中所学到的东西,邓很快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1966年文革伊始就被打倒。其后的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及其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分配给邓的工作是在一个拖拉机厂维修机械。

弟弟自杀、长子跳楼致残、一家人天各一方,在这一生中的至暗时期,邓小平在承受身心痛苦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文革思考着整个毛泽东时代。

朱镕基称文革对自己“教育深刻”

1998年3月,在高票当选中国总理后举行的首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当一名美国记者问起朱文革前后20年“右派”岁月时,一向敢言的朱表情深沉,他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了。”

1957年,中共开展“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时任中国国家计委党组领导秘书的朱镕基,讲话3分钟批评大跃进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其后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同事们说朱镕基的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朱镕基便被打成“右派”。

文革时期,从1970年至1975年,朱镕基在设在湖北襄樊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五年。这个“五七”干校是一个集体农场,处在农村,朱镕基由此有了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在这五年内,朱镕基种过小麦、棉花、水稻,放过牛、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

1978年9月,朱镕基终于彻底洗涮了他整整20年的政治冤屈,并恢复了中共党籍。正式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科院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后付之一炬。朱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记载着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1987年11月竞选上海市长,朱镕基发表竞选演说指,“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2011年4月11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在伦敦举行首发式。早已卸任中国国务院总理退休在家的朱镕基为此录制视频讲话称,“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敢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

殊为难得的是,20年“右派”生涯并没有泯灭和打磨掉朱镕基独立思考敢作敢为的天性,否则可能也就不会有1990年代中国大刀阔斧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了。

文革就像一个万花筒,诸多后来的中共政治人物都能从中照见不同颜色。群众政治亦是中共一个政治宝藏,对其总结与反思,能给后世中共领导人带来不同的政治灵感。

撰写: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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