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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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40年前,在结束“文革”沉闷期后,中国各地都在酝酿着改变。198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带率先掀起了经济狂飙,崛起了诸如苏南、温州、晋江、海南等现象级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它们有的黯淡下去,有的脱胎换骨,而有的则正在经历挣扎和蜕变,寻觅着新的方剂。

在中共建政后的长时间内,浙江一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最薄弱的省区,甚至不及全国一半水平。1978年前后,受制于地贫人多的局面,潜滋暗长的个体小商贩和小作坊成井喷之势,并最终奠定了今天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力的浙江模式。从1978年的124亿元人民币起步,浙江省GDP先后在2004年、2008年超过一万亿、两万亿,此后每三年突破一个整数关口,2017年成长至五万亿,全国排名由1978年的第12名到如今连续多年保持第四的位置。

而给予浙江经济持续动力的个体私人经济中,温州模式恐怕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人熟知。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其酝酿、诞生、发展、衰落必然有着其独特的故事和发展逻辑。

马津龙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温州模式的诞生和发展阶段,他先后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地方党政机关研究部门负责人,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可以说是推动甚至是护卫着温州模式的发展。可以说,对于这个话题,马津龙应该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之一。

以下为采访文字整理。文字采访将分上中下三篇发布,此为第一篇。

温州人大胆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发展民营经济,让他们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图为如今温州瓯江岸边码头以及江对面建起的楼房(图源:多维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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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如今老城区正在大规模拆迁,但温州人似乎对这样的老房子情有独钟,可以说,温州人的性格中拥有冒险与保守的冲突(图源:多维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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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首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1980年代温州模式是在一个怎样的国内背景和环境下出现的?

马津龙: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发动的。但改革究竟是要改善、完善原有的体制,还是摈弃原有的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在哪里,最初其实是不明确的。当时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90年代之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

当然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领域,但就经济制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过,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是否属于计划经济都难说,计划经济虽然是不好的,但中国有时候可能连计划经济都算不上。典型的如1958年大炼钢铁,原来国家计委提出的钢铁的产量是535万吨,后来毛泽东觉得不够,决定产量要翻一翻,变成了1070万吨。可以说535万吨是计划经济,但是1070万吨就是胡闹经济了。实际上改革开放前我们总体来讲是计划经济,但经常表现出是胡闹经济的形式。

改革开放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这场改革与诸如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明治维新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改革对错先不说,这些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但中国当时仅仅意识到原来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有人意识到要改善它,完善它,或者也有人觉得要改变它。然后具体的改革过程,是由地方各自去实施的。

由于温州本地的种种原因,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范式。为什么温州会做了这么一个选择?这实际上有种种说法,也不见得每种说法都对,有些说法很牵强,任何一种说法实际上都存在很多不同意见。

例如有说法称温州是逼出来的,因为贫穷落后,但是中国当时贫穷落后地方很多,仅仅这个原因是不够的。又如,有说法认为温州历史上有的商业文化、商业文明的基础,但上海在更早前就有股票市场,建国以前完全是市场经济,宁波的市场经济基础也比温州好。还有说法,认为温州的这种选择与温州历史上的永嘉学派有关,尽管温州人都这么说,但我觉得可以作为一说,但还是很牵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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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吴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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