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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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40年前,在结束“文革”沉闷期后,中国各地都在酝酿着改变。198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带率先掀起了经济狂飙,崛起了诸如苏南、温州、晋江、海南等现象级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它们有的黯淡下去,有的脱胎换骨,而有的则正在经历挣扎和蜕变,寻觅着新的方剂。

在中共建政后的长时间内,浙江一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最薄弱的省区,甚至不及全国一半水平。1978年前后,受制于地贫人多的局面,潜滋暗长的个体小商贩和小作坊成井喷之势,并最终奠定了今天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力的浙江模式。从1978年的124亿元人民币起步,浙江省GDP先后在2004年、2008年超过一万亿、两万亿,此后每三年突破一个整数关口,2017年成长至五万亿,全国排名由1978年的第12名到如今连续多年保持第四的位置。

而给予浙江经济持续动力的个体私人经济中,温州模式恐怕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人熟知。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其酝酿、诞生、发展、衰落必然有着其独特的故事和发展逻辑。

马津龙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温州模式的诞生和发展阶段,他先后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地方党政机关研究部门负责人,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可以说是推动甚至是护卫着温州模式的发展。可以说,对于这个话题,马津龙应该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之一。

以下为采访文字整理。文字采访将分上中下三篇发布,此为第二篇。

江泽民(右)与李鹏(左)主政中国改革开放的90年代,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杨尚昆(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八大元老之一,1988年至199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图源: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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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中共的计划经济大师,对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在80年代中共双峰政治中,对邓小平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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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能够简单对温州模式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进行一个阶段描述,以及某一个时期里都有一个不同的特征,又有哪些特殊的因素去影响?

马津龙:
很多产业都是从家庭企业、家庭作坊开始,其中一些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从而提高了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但家庭作坊、小微企业不管到什么阶段它始终是存在的,并且在数量上是最多的。但是典型的形式应该是变成了公司类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其间在温州还出来一个所谓的股份合作制,这是在当时“姓公姓私”争论条件下产生的。人们把这种形式说成是带有合作的因素和集体因素的模式,算作公有制。这跟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如果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见得会出现所谓股份合作制的这种说法。事实上现在也没有这种说法了,然而曾经一度主要的形式是股份合作制。

多维:这是一种怎样的争论?

马津龙:
争论压力最大的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当然,政治意识形态争论几乎伴随整个改革的过程。表面看来,1980年代争论最激烈,但同时也是思想比较解放、改革进展较大的年代,也正因为改革进展较大才会引致较大争论,实际上中国改革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的12月18号到22号为期5天的会议,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开了一次会议,公开称是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叫民主生活会,在10月10日到11月15日召开,持续36天。在36天当中,主要有一份邓小平的报告,题目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可以说,当时虽然提改革,但怎么改、目标在哪里?其实是不明确的。仅仅有一点明确,即原来的那套不行了,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这是中国比较缺乏的。1980年代胡耀邦当总书记时任命了中宣部长朱厚泽,他是中国很难得的一个中宣部长,提出了“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只有“三宽”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解放思想,才有可能创新。

1980年代末之前的那四五年时间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地的领导经常到温州来调查研究,我参与接待比较多。他们对这种模式很感兴趣的,回去就发表文章,肯定这里的模式。当然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几次是带有清查性质的,对温州模式压力很大。

我知道或参与的比较大的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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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吴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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