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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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40年前,在结束“文革”沉闷期后,中国各地都在酝酿着改变。198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带率先掀起了经济狂飙,崛起了诸如苏南、温州、晋江、海南等现象级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它们有的黯淡下去,有的脱胎换骨,而有的则正在经历挣扎和蜕变,寻觅着新的方剂。

在中共建政后的长时间内,浙江一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最薄弱的省区,甚至不及全国一半水平。1978年前后,受制于地贫人多的局面,潜滋暗长的个体小商贩和小作坊成井喷之势,并最终奠定了今天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力的浙江模式。从1978年的124亿元人民币起步,浙江省GDP先后在2004年、2008年超过一万亿、两万亿,此后每三年突破一个整数关口,2017年成长至五万亿,全国排名由1978年的第12名到如今连续多年保持第四的位置。

而给予浙江经济持续动力的个体私人经济中,温州模式恐怕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人熟知。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其酝酿、诞生、发展、衰落必然有着其独特的故事和发展逻辑。

马津龙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温州模式的诞生和发展阶段,他先后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地方党政机关研究部门负责人,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可以说是推动甚至是护卫着温州模式的发展。可以说,对于这个话题,马津龙应该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之一。

以下为采访文字整理。文字采访将分上中下三篇发布,此为第三篇。

在温州五马街这条传统商业街附近,有很多百年老店,这家售卖文房四宝的店铺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店也是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商人有勇敢创新的一面,同样也有着对历史的传承(图源:多维记者/摄)

多维: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开始陷入相对停滞的状态,事实上温州亦如此。尤其是这几年,温州模式越来越给人以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出现。我们曾看到一个资料,对于温州模式中的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概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赚差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是找市场先机的阶段;第三个是退化成炒市场阶段,例如炒煤、炒楼房。你是否能同意他这个描述?

马津龙:有必要将温州模式与温州后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切割。温州模式指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向新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温州率先做出的民营化、市场化选择的方式。但这种选择主要是在传统经济制度的边际和外围进行的,中国经济的核心部门至今大都仍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以“中国”冠名的国有企业垄断,如金融 、证券、能源、通讯、铁路、航空以及国家电网、高速公路等部门。

至于温州经济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温州企业、温州人向外发展造成的对温州经济的影响,实际上与温州模式无关。

关于温州人炒房,那是具体产业选择的问题。即使后来温州经济发展大不如前,也并不表明此前的温州模式形象负面化了。事实上1990年代之后,温州模式就已经成为过去了。后来温州经济发展好坏更多地是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后来的制度、政策环境和地方党政部门的服务有关。

当然就温州产业发展来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政府还是企业,都有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拿炒房来说,温州当然比较典型,但反过来中国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中国现在最大的一批企业相当多都是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如万达、万科、富力、恒大……怎么能说仅仅是温州现象?而美国或者其他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最知名的企业有几个是搞房地产的?美国的大企业如苹果、微软、谷歌、思科等等,他们谁是房地产公司?不用说美国,就是台湾,台湾知名企业又有几个房地产企业。所以这是中国大陆现象,而这跟温州模式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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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吴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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