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Google归来 中国已非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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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我们做出的在Google.cn上停止审查搜索结果的承诺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自我审查是一个不可谈判的法律要求。为此,我们相信,一个解决我们所面临挑战的可行方案是在Google.com.hk上提供未经审查的简体中文搜索结果……”,8年前,互联网巨头Google宣布退出中国的决绝场景依然让某些当年的亲历者感到历历在目。

不得不承认,自2010年3月23日这份宣言虽然发布,但Google仍在中国保留了数百人的团队,而且在这8年间,有关Google重返中国的消息从来没有消失,而8月初的这次最新的消息也许也仍然只是一个传言而已——中国官方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回应。

但是,不管怎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Google从未完全远离中国市场,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并非8年前的中国。

谷歌等外界信息的缺席,为自给自足的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图源:VCG)

Google曾经以信息自由和对抗审查的姿态被捧上斗士的神坛。但是,坦白讲,包括Google在内,这绝非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更加不是单纯的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对抗行为。

哪怕是从最简单的推论看,任何的完全信息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假命题。也正是基于此,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国大陆不仅不断完善其防火墙计划,而且建立了可能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密不透风的互联网审查网络(尽管它也时常因为技术和人为的原因出现BUG)。更令自由主义者沮丧的是,中国大陆政府的逻辑几乎无懈可击,或者说它所持有的互联网主权、内容过滤等概念并非完全没有说服力。

事实上,人们的确相信应该对违背约定俗成、冒犯个人隐私、侵害公共安全的有害信息保持警惕,而一个国家似乎也有权力和义务去捍卫信息安全,阻止其泛滥。所以,这一切都是无可非议,且正如当年Google所声言的“合乎法规的”。

但是,人们同样忧虑,当Google等缺席后,中国政府可以诉诸于合作者而非独立者“自主可控”的渠道,让“真相”生活在防火墙之内。而由某一个组织甚至是企业垄断“真相”及其解释权,甚至“决定”它是否真实存在过,会引向一种怎样可怕的境地。

在《丧失真相》(Losing Pravda)中,作者Natalia Roudakova认为信息自由当然重要,但是这一价值并不唯一。作者提醒真相才是更为重要的特征,在“后真相时代”,一个政权究竟可以通过多少途径、又能够在多大的强度上去改造和重新塑造“真相”本身,并左右一个社会价值判断。

其实,信息自由与真相往往相辅相成,而防火墙的存在可能杜绝了“真相”自证和他证的途径,至少是弱化了这种可能。更严重的是,“真相”被重复一万遍,而人们失去质疑的勇气和意愿。

《纽约时报》在《那些和“防火长城”一起长大的中国年轻人》一文中告诉人们,在一个这样自给自足的世界里,他们是怎样让热衷于墙外世界的人群通过本土化的互联网服务,而失去对墙外世界的兴趣和动力的。

如果说,防火墙的出现和Google的退出在虚拟世界划出了中国大陆和世界间的一条清晰界限的话,那么消费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局域网世界”则改变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如上文所说,“由于习惯了本土应用程序和在线服务,许多人似乎对了解网上什么内容遭到了审查无甚关心,这让北京得以建立起一套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竞争的替代价值体系。”

“如果你的家乡本身会让你丰衣足食,你还会背井离乡羡慕嫉妒经异乡的世界吗?”一名观察人士称,“这就像我们每个人需求可能是有限的,当这种需求获得了墙内信息的满足,哪怕是替代性的,那么这种生理和心理的渴求便会大大消解。1989年后的中国,年轻人的热情,因为经济狂飙而自政治而转向财富后,这种狂躁不安得到了转移和消解,而1980年代的种种叛逆意识和政治诉求反倒不那么强烈了。”

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在内,西方世界一度认为互联网将是推广普世价值的绝佳利器,并断言将会帮助威权体制下的人们获得精神乃至现实的政治解放。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也许他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中国大陆政府及中共的宣传机器的确获得了成功,哪怕只是暂时的。中国官方没有拒绝新的技术更迭,反而积极地拥抱和改造它的,让它成为塑造集体价值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大大”“梁家河精神”……这些或晦涩枯燥、或形象亲民的概念的确刻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集体意识中,并有可能成为时代的烙印,无论它是被填鸭式灌输的还是以可以信服的途径进入一个人的脑海中的。当然,这种印记的持久性和价值性质怎样,每个人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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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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