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中国自由派亟须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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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9 22:42:49

8月7日中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发表长文《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直指“怨恨情结”对中国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张维迎认为,“怨恨情结”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产生于后发国家模仿发达国家过程中自尊心受损后的反应,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都曾有过。“怨恨情结”会造成“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在张看来,“怨恨情结”给中国带来许多负面资产,比如,“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盛行、“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拒绝模仿西方制度”、“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未富先骄,稍强即狂”、“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到处炫耀”。

坦率地说,如果抛开文章整体立意不谈,张维迎对中国人阴谋论盛行、暴发户心态的批判,可谓直指要害。然而问题在于,张维迎文章的用意并非在于透过对历史经验的冷静认知来批判浮夸自大的不成熟国民心态,而是以代表先进文明的优越感,一味夸大解释“怨恨情结”,真实用意是主张中国效仿乃至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而这种观点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既经不起推敲,又已经过时。

张维迎教授是中国大陆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活跃多年,影响甚大。图为张维迎教授参加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活动(图源:新华社)

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他整篇文章都在夸大“怨恨情结”的存在,背离基本逻辑和史实。他先是认为“怨恨情结”是后发国家模仿发达国家过程中自尊心受损后的反应,可文章结尾又说中国人“怨恨日本人更甚于怨恨美国人”,意思是中日历史宿怨造成中国人对日本更深的“怨恨情结”,这与自尊心受损造成“怨恨情结”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一前一后明显存在逻辑不通。事实上,“怨恨情结”的产生绝非自尊心受损那么简单,而是复杂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的结果,不能片面归于后发国家的虚荣心。不单如此,为了彰显自由主义民主、原教旨式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他竟然将法国大革命时的专制主义、平均主义归于对英国的怨恨,将德国反犹太主义视为对英法两国怨恨的衍生品,将马克思(Karl Marx)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私有制视为怨恨,实在是匪夷所思,与世人认知相差甚远。

二是因为全盘西化早已被证明不可取。在张维迎看来,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具有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应该为后发国家所效仿乃至照搬。可是他不曾说出或者刻意回避的真相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有其适用条件,并非能随意嫁接或照搬。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着商业文明的雏形和城邦民主实践,并由此种下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的基因,后来又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洗礼,历经长时期的摸索、发展,方才逐渐形成今天这套模式。可即便如此,今天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良性运行,都依赖于诸多前提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上有基本的重叠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完善的法治、自由资本主义的公民文化。

西方之所以能建立起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离不开其自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传统。图为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图源:AFP)

然而,西方以外的多数国家或地区既不同于西方的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又未有相似的前提条件,若简单效仿乃至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无论是拉丁美洲效仿西方后出现的治理乱象,还是2010年西方意在中东推广自身模式,却不料让“阿拉伯之春”沦为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均是有力例证。近年来备受舆论热议的土耳其复归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传统更是经典案例。本来一战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就已效仿西方建立起世俗化的选举民主政体,并一度被西方普遍视为国家转型的范例,可终究还是禁不住历史惯性的影响,近年来土耳其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和苏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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