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妄议中央” 两大政治原则左右中国媒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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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3 04:43:29

“党管媒体”、“不得妄议中央”两大政治原则已经确立并将一直贯穿新时代中国掌舵人执政的始终。尽管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因为内部外部的压力会出现相对性的空间扩大,但是“政治家办报”的要求不会有轻易的放松,因为这“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只会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共高层的默认之中左右轻微摇摆。

今天,中国民间对于宣传系统的不满,真的能完全责备到中共宣传系统的官僚身上吗?

1985年,当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后来被称为“三宽部长”的朱厚泽,在得知自己要被胡耀邦调往中宣部担任部长后,问身边的人怎么办,多数人建议不要去,说“全世界有四个部长最难当:一个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因为要不断侵占巴勒斯坦领土;一个是美国的情报局长,因为总有泄密发生;一个是苏联的农业部长,因为连年粮食歉收;最后一个是中国的宣传部长,因为要坚决清污反自由化。”朱厚泽心有戚戚焉,表示中央已经做了决定,覆水难收,当时人们只给了一句“完了,你要上刀山了。”结果一语成谶,仅仅做了两年,朱厚泽便于1987年2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解职。所以,在中国,为官难,做宣传官员更难,要在意识形态,中央决策,时代发展和管理手法中达到一个平衡,让朝野各方满意,难上加难。

在中共最高层的心目中,对于“新时代新闻与宣传”的希冀,一方面既要“党媒姓党,党管媒体”,宣传以正面为主,希望能够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万马齐喑,无人说话。既想党管媒体又想媒体敢言,既想言听计从又想百花齐放,既要理解上意又不能妄议中央,于宣传系统官员而言,何其难也。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朱厚泽是最宽松的宣传部长(图源:VCG)

而对于中国宣传系统官员的政治认知而言,面对如此两难,他们必然趋利避害,从权其害轻者。以网络上的一些涉及敏感政治话题如“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为例,如果不将那些批评的言论从网络上删除,他们很有可能将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批评,这在中共党内被视为缺乏“党性”,在今天如此强调政治纪律的党内环境中,不删除网帖,最严重的后果将会直接导致官位不保。

对这些异见言论进行删除,尽管会引来网民不满,甚至事后也会有来自高层的责备,但网友的谩骂只会在网络之上,不听不看就是了,高层的责备也只是批评,哪个下级官僚没有受到过批评呢?不会影响到官位。在宣传系统官员的认识中,控制不好舆论场,是路线问题;手段过激,是方法问题,二者的处理和后果截然不同。如此心态之下,趋利避害,自然就出现了对言论“管死”的舆论场局面。

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知过去几年中共的宣传,歪嘴和尚念错经,高级黑等情况很多,但是大方向是符合2016年,习近平在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要求。

媒体是江湖,但是离不开政治的“庙堂”。在中共眼中,媒体是“宣传”而非“新闻”,以“正面”为主而非“监督”,是一种“工具论”和“政治家办报”导向,今天中共高层,对于宣传的这种认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在方向层面,十八大后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两个主调,一则“党管一切”,当然也涵盖媒体领域,二则“不得妄议中央”,这不仅是对官僚系统的要求,对掌握笔杆子的媒体而言,更是如此,在时政、新闻热点领域,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中国媒体人乃至宣传系统一直在与中央“对表”。可以说,在中共高层意志上,对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2016年2月举行的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将新闻舆论工作上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程度。

第二,在历史层面。中共历来重视笔杆子,毛泽东领导中共的战争年代更是“一枝笔顶百万兵”。中共办报历来相信“喉舌论”,媒体亦是国家机器。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共文化之下,文艺宣传就与政治不分家了。而毛泽东这位第一代中共领袖,以其目前难以进行历史评判的各种手段,将党性这顶帽子牢牢地按在了中国媒体头上。

第三,在政策层面,2017年5月底,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公共社交媒体账号也纳入管辖范围,并规定只有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能申请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规定要求即使是自媒体,也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负责人,且只能是中国国籍,以落实监管职责。同样6月1日实施《网络安全法》中,也规定了“中国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发现违规的,政府有权处置。

如前文所说,中国一直以来的新闻管理宗旨是“政治家办报”,要求办报人要有党性,讲政治,是党的喉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种“教导”或“驯化”民众的“治理术”。而西方观念中的“新闻自由”则更多的是“第四权力”概念。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基础的差异,导致西方所倡导的媒体私有制被当局一直认为是“威胁”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它意味着接受一种独立于党国之外的、将创造私人利润放在首位的媒体,而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将“新闻、自由”界定为首先是免于私人牟利的自由。这两种理念显然背道而驰。因此,接受独立的私人媒体所有权意味着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对于仍然宣称是中国革命传人的当代中共领导人来说,这绝不是可以轻易迈出的一步。诞生于西方政治体制之下的媒体自由主义策略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之间有着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

目前各种迹象显示,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决策层似乎对过去一段时间的宣传策略进行了讨论和反思,高层甚至包括习近平本人对于宣传领域都有所不满,相信在2018年下半年,中国宣传领域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纠偏”。但总结而言,“党管媒体”、“不得妄议中央”两大政治原则已经确立并将一直贯穿新时代中国掌舵人执政的始终。尽管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因为内部外部的压力会出现相对性的空间扩大,但是“政治家办报”的要求不会有轻易的放松,因为这“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只会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的默认之中左右轻微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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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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