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突遭关停 中国舆论管控再陷暴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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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时逾40年。这四十年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的发展瓶颈和改革深水区也正在形成。教育、医疗、住房、税制等问题,覆盖全面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难题,中共备受诟病。面对庞大的社会和无比复杂的民情,中共总是进退两难。

现任中共领导者习近平,2013年就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他执政任期内的重要目标。确立了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继续改革的要求。5年已过,这场属于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战役推进到了哪一步?中国人感受到获得感了吗?”

北京时间9月11日,中国主流新闻门户网站网易发布整改公布,决定自9月11日12时起停止财经频道更新,进行深入全面的整改,大力整顿违规行为。

至于网易财经触动了哪项法规,公告并未言明,但从网易被删除的部分“谏言”稿及中国网民的评论来看,此次网易的整顿再成中共舆论管制的靶点。

管制基因与危机感

自十八以来,中国在舆论管制上的频频动作确传递出紧缩的信号。

而事实上,中共历来重视舆论管制,这种重视一般认为是内部认识与外部刺激的共同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继承了将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与舆论管制工具的思想主张。早在中共建政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对中共创建的报纸开展 “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批判,对“增强党性”“执行党的政策”的宣导即是中共早期较有规模的舆论管制工作。

中共用管制来统一思想与平息民间舆论,而多元化的社会无疑与舆论管制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图源:新华社)

如果说除了马列政党的舆论管制情结,发生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 “六四学运”,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才是让中共保持关于加强意识形态管制警钟长鸣的外部刺激。

“苏联解体”的前例、 “和平演变”的威胁让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统一社会思潮。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 2011年中共制定“五不搞”、2013年“七不讲”、“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等舆论管制政策,及至2013年8月19日至20日中国全国宣传思想会议的召开,对党管媒体、党媒姓党、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等的强调,中国舆论管制在政策方针上已收紧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共独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论下,与政策方针相配套的在法律层面推出的网络实名制,在机构改革中的中宣系统实权化,在媒体管制中的去多元化都给外界一个强烈的观感,中共对舆论管制的烈度正在逆转其“正统意识形态”衰落的局势。

而中共在舆论管制上的强势真的就是其初心写照吗?又真的是其执政下的民众诉求吗?

不可忽视的矛盾

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提出的“党报要反映群众”,“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还是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关于“党性要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主张,都反映了管制并不是中共执政党的目的。

显然这种管制也并不符合当前中国舆论生态。

根据今年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规模超8亿,且正保持稳健增长趋势。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有接近60%的人口正通过网络接收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方声音,成为中共舆论管制中的最大变量。

根据2018年8月22日至23日中国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中的内容可知,中共也正在竭力争取这8亿变量为增量。问题在于在发达的信息洪流中,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已然多元化,对舆论管制的敏感度更加发达,且对言论表达的愿望更加强烈。

而反观中共近年来对网络言论的扑杀,中国民众早已心知肚明,即使他们对“404”、删帖、禁言等小动作心照不宣,可一旦发生诸如“疫苗事件”“Me Too”运动,这种心照不宣就会打破默契形成汹涌的民意,强势的舆论管制此时便会成为民众讨伐中共的佐证。

正在崛起的庞大网民的强烈表达诉求与中国趋严的舆论管制已然形成一个矛盾。

这种矛盾是中国社会发展与顶层设计之间的矛盾,且这种矛盾会在既有舆论管制状态下演变成政权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中共将如何解决,时至今日,恐怕采取一味的高压已然不能奏效。

在中国改革进入第40个年头之时,中共带领下的中国如何赋予民众获得感关系着中国民众衡量其执政能力的判断,放松舆论管制,交还民众话语权是弥补中国民众话语剥夺感一个颇受欢迎的举措。而在既定方针政策之下,如何让民众感受到言论表达获得感是考验习近平领导班子的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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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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